释僧史传学家释僧祐（公元４４５一５１８年）佛教史传学家,专弘《十诵律》的高僧。俗家姓俞,祖籍彭城（今江苏徐州）下邳（今江苏雎宁西北）,世居建业（今江苏南京）。幼年时代,他随同父母到建初寺进香,对寺中的陈设和环境,颇感兴趣,即不愿回家。父母怜其志,许其留在寺中,皈依僧范道人。年十四,家里人暗中为他择女订婚,他得知后,即逃往定林寺,从法达法师出家。年二十,受具足戒,从当时律学名匠法颖研究戒学。梁《高僧传》卷十一《齐京师建初寺释僧佑传》说他“竭思钻求,无懈昏晓，遂大精律部，有迈先告”。他的授业师法颖圆寂后,他亦成为律学名家，常应齐竞陵文宣王肖子良之请讲律，听众踊跃,多至七八盲人。齐永明中（公元４８３-４９３年）,他被朝廷派往三吴试简（考试）五众，宣讲《十诵律》收受供养丰厚,但他将这些财物，用之于修缮定林、建初诸寺,或举行“无遮大会”广行布施，或建立经藏、搜校卷轴。这就是说他所收信众的供养,不为自己享受，而是用之于佛教事业。因此他名声远扬，受到朝野敬重。朝中凡有关僧事，均请他参与审决。晚年，他患脚疾,行走不便，梁武帝肖衍持许他乘舆进入内殿，为宫内诸人说法或授戒。梁天监十七年（公元５１２年）卒，终年七十四岁。

    僧裕是南朝的高僧,历齐、梁两代,名重当时，受到皇室的敬重，待别是在梁朝，成为实际的最高僧正户他一生做了两件最大的事，即弘传《十诵律》和编写佛教文史传记资料。

    僧枯弘传《十诵律》，乃继承其授业师法颖的传统。《十诵律》是一切有部（萨婆多部）律，流行于当时。同时流行的还有《四分律》、《五分律》和《僧抵律》，但《十诵律》流传最广。僧祐毕生宣讲此律。他在自己的《法集总序》中说:“春秋讲说，七十余遍”产在《萨婆多部记序》中，他也说自己“年逾知命，仰前觉之弘捻，奉先师之遗德，狼以庸浅，承业《十诵律》，讽味讲说，三纪于兹”。由此可见,僧史传学家释僧祐在弘传律学问题上，床辱师命。

    关于僧祐的著述，多为文史传记之类，甚少疏经释论之作。据道宣的《大唐内典录》考四载有如下各书:

    《山三藏记集》十六卷（实为十五卷）、《法范集》十五卷、《弘明集》十四卷、《世界记》十卷、《萨婆多师资传》五卷、《释迦谱》四卷、《大集等三经记》一卷、《贤愚经记》一卷、《集三藏因缘记》一卷、《律分五部记》一卷、《经来汉地四部记》一卷、《律分十八部记》一卷、《十诵律五百罗汉出三藏记》一卷、《善几拌毗婆沙记》一卷。

    僧祐的上述著作，道宣说“合六十三卷”。这个统计数字不准确，实际为七十二卷。不过大多数已遗失，在《开元释教录》卷六仅记载了三部，这就是现存的《释迎谱》、《出三藏记集》和《弘明集》其余各书，智升说:“自外《法苑集》、《世界记》、《师资传》等，以非入藏，故阙而不论”。这说明智升除了在《开元录》中所记三部书之外，仍承认僧祐还有《法苑集》等其他著作，只是因为未入藏，故他不录。实际这些未人藏的书在唐代可能就不存在了。

    僧祐著述仅存的三部书中，在佛教史上影响最大用途最广的是《出三藏记集》和《弘明集》二书。前者是中国佛教史上最古老的综合性的经录和文献汇集，学术界称之为《柏录》,其内容第一卷撰缘记内有五篇文献资料；第二至第五卷为诠名录,即《经录》，收入自汉迄梁之经、律、论，共二千余部,四千余卷。此外，还有伪经目录四十余部，五十余卷;第六至十二卷为总经序,收入经序产百二十篇,第十三至第十五卷为述列传，是为古代高僧三十二人文的传，他为后人留下了一些历史人物的翔实资料。至于《弘明集》，则是一部佛教历史文献汇编，始于《牟子理惑论》，终于释宝林的《破魔露布文》,前后收入各种佛教论文、书札等一百余篇，历史价值极高。

    僧祐还是一位造像工艺钓设计师。梁《高僧传》卷十一说：“祐为性巧思，能目准心计，及匠人依标，尺寸无爽”。所以光宅寺的大铜佛、摄山的大佛像和剡县的石佛等,都是由他课计和监造的。

    僧祐学识渊博,道德高尚，毕生弘戒,勤于著述，在当时的史条件下为中国佛教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