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心修证的戒然法师

    戒然禅师是清末时候上海玉佛寺的沙门。

    可是，他并不是上海人，而是宛平（今北京丰台）人。小时候，家里很穷，父母全都只是替有钱人家佣耕，才勉强得以度日，哪里还有余钱送戒然上学读书呢？因此，少小的时候，戒然可真是大字不识一个。

    有一回，他经过居家附近的黄、白二寺时，听见内面的喇嘛正在诵念经卷。这清妙的法音一下子就把他给吸引住了。尽管他不识字，也没有听懂这些喇嘛们在唱些什么。但他却仍然为那种神秘的氛围、悦耳的法号所深深陶醉，而且心中若有所悟，小见会心。

    后来，他又跟随着大人们一起，到北京西郊西山上的潭柘寺去烧香敬神。这潭柘寺正是京西一大名刹，古木参天，林深谷幽，香火十分茂盛。戒然一到这里，便只觉得憩心幽寂，万虑俱清，为生平所仅见。再回想起从前在家边听喇嘛们唱佛诵经时的情景，回到家里，他便向父母提出要出家修行，皈依佛门去。但是，他的父母却一口回绝了他，坚决不答应。

    等到他长大到二十一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因长年劳累，积劳成疾，病倒在床榻上了。于是，戒然便请求父母准允他随同北地僧侣一起南下浙江，前去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普陀山(在浙江普陀县)，朝拜大慈大悲的观世音普萨，为父亲祈福禳灾。父母先还以路途遥远、归期难望为借口，不想让他远行他乡。但是，戒然这回却态度十分坚决，一副非去不可的劲头。他的父母见了，心知不可阻拦，便听任他南下朝佛去了。

    来到大海之中的佛教圣地，戒然尚未朝拜观音菩萨，便被岛上的旖旎风光和佛境仙仙迹所深深陶醉。等到朝拜完毕，他更是一心之中，只存有佛业，而绝不思慕尘凡繁华了。归途之中，他又一路礼拜天童、天目、天台（均在浙江省）这些佛教名山，参谒古刹，宛如一名游方四走的佛教徒了。

    这样，等他回到家里时，已是一岁将尽了。

    后来，他的父亲去世了。戒然又再次向母亲请求出家，他母亲见他始终不改初衷，数年如出一日，便答应了他。这年，他二十九岁。

    于是，戒然便来到弥陀寺，出家做了和尚；第二年，他又来到拈花寺，受具足戒。几经周折之后，他又辗转来到红螺山资福寺，研教念佛，矢志薰染。前后坚持了七个寒暑，却依然只是仅仅能够通读经卷律论，而不能将经义奥旨了然贯通于心中。而且，无论他怎样努力，却依然只是原地踏步，不见进境。于是，戒然便思忖道：“看来，我的确根钝慧浅，仅仅只是凭借着静坐诵佛，怕是不能开启愚蒙，证通佛宝。”

    这样，戒然便发下誓愿，要勤勉苦行，礼拜名山，焚香名山，焚香诚祷，手持口诵，三步一拜，五步一叩，一定要证通关碍，求取佛境！

    心愿一起，随即付诸行动。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正月初一日，戒然便从资福寺出发，开始了他艰苦卓绝，跪拜名山古刹的历程。

    戒然和尚履雪峨嵋，乘云九华；东朝普陀，西入剑关；又南下天童、天目，北返齐鲁、燕山……真可谓南来北往，东奔西走，马不停蹄，行迹匆匆。历时数年，行脚几万里。

    而在戒然和尚的所有这些行程中，最为艰苦卓绝、最令世人为之惊叹不已的，则要数他爬越剑门关，进入蜀川的壮举了！

    唐朝那位天才诗人李白的《蜀渡难》让我们对入蜀之道望而生畏。他的感叹“蜀道之难知，难于上青天！”分明还在我们耳边震响。但是，就是这条“危乎高哉”的蜀道，就是这座“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的剑门关，戒然和尚却要用他的一双手和两只膝盖骨跪爬过去！这是何等艰难的壮举啊！但是，戒然和尚硬是一如他发下的誓愿，脚穿草鞋，身着僧袍，背负着几卷经书、钵盂和佛杖，俯首屈躬，循蹬叩礼。无论是山岩峭壁，栈桥索道，还是严寒酷暑，风霜雨雪，戒然和尚就是凭借着他那非凡的意志和坚强的毅力，勤勉精进，不知疲倦为何物，经历两个寒暑，受尽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终于爬过这峭立万仞、高与天齐的崇山峻岭，进到四川腹地！

    后来，戒然和尚顾念母亲年老体弱，无人照顾，就准备回乡省视。于是，他便在礼拜完名山古刹之后，一笠一钵，飘然北还。等到来到燕山之时，突然之间，他猛然自省，想道：自己既然已经出家别亲，又怎么能够还一味地恋家顾亲呢？所以，他虽然离家乡已经近在咫尺，却依然没有下山前去探望年迈的母亲。这样，戒然和尚便在燕山之中四处飘游，倏忽数载。

    转眼之间，已经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宣统年间，武汉城里，爆发了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天下无不群起响应，革命四处爆发。戒然禅师此时早已证通关节，心中大悟佛法至宝。作为方外之人，一心游迹于寰宇之外，自然是力求躲避凡世尘间的种种争端、对抗、革命等等，而只寻一处可以清修的幽境。于是，他便重又涉淮河，渡长江，再次南下江南。

    有一次，他正居止在镇江外的金山上。这金山之上，有一座始建于东晋时的古刹，就叫金山寺，是佛教禅宗的一大宝刹。来到这里，戒然便终日端坐禅堂，参究念佛。一天，他正在禅堂之中捧读一部藏经，书声朗朗，和谐圆畅，法理通达，一听便知是一位得道高僧、耆宿在修习参悟。寺院中的僧侣们全都被朗朗法音所深深吸引住了，无不在屋外驻足谛听，不敢轻易走动，担心打扰了高僧的修研。等到戒然禅师研修完毕，大家蜂拥而进，想一睹高僧的法容。可是，正当他们拥进禅堂，却发现这高僧不是别人，而只是路过山寺、暂且居止的戒然禅师时，无不惊讶，大出意料之外。

    直到这时，年过半百的戒然禅师虽然早已学佛有成，却方始扬名东南。

    在金山寺，戒然禅师前后居止了五年，每天研习《大藏经》。他的佛法禅机，更是日见精进。他曾经告诫后学们说：“《法华经》、《楞严经》词义简明，便于诵读，尤利薰修。初学佛禅的人，修习这些经籍，一定会别有会心。”

    后来，戒然禅师离开了金山寺，又来到高旻寺，也呆了一年多时间。在这里，当时早已鼎鼎大名的楚泉、印光二位禅师对戒然禅师也颇为敬仰。

    静圆禅师初习禅宗，尚未启悟，在江天寺不期而遇戒然禅师，在一番请教之后，深有感悟。

    直到民国八年（公元1918年）的春天，戒然禅师才姗姗来到上海，居停在玉佛寺。当时，有一位曾官任清朝江苏巡抚的程德金，避居上海，遁志玄妙，参佛侍僧。一天，他来到玉佛寺，发现有一位老禅师正赤脚袒背，兀自坐立在寺檐底下晒太阳，不觉心有所动，就过去向他请教有关佛教与禅宗的修习方法。老禅师徐徐而语，娓娓而谈，如行云流流水，丝毫不见阻碍。程公不觉大会于心，因此十分敬服。再一打听，这位老禅师正是戒然禅师。

    从此，程公便几乎天天前来参拜，聆听禅师发论玄要，周旋不已，往返不停，竟成至交。到了中华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二月，程公患了病，躺在床榻上起不来，戒然禅师就前去探访他。程公一见，就慢慢说：“人一生病，真累！真苦！”

    戒然禅师一听，不觉朗声道：“要去便去，苦由他苦。叫唤什么？害怕什么？”经他这么一呵斥，程公便不敢再说什么了。而戒然禅师见状，却又说：“我近来方始觉得自己心境开朗，好像这几十年修持佛法禅机的功夫，到现在方乃豁然！”

    可是，到了这一年的四月初一日，戒然禅师却也寂然归化。在这之前的数天，戒然禅师便已然预知了自己大行之期。因此，他特地为自己缝制了一件新僧袍，并一一与僧众作别。到了这一天的午后，他沐浴更衣，然后便晏然坐化。世寿六十整，而僧腊凡三十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