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这本书是我三十多年前开始写的,因为事务冗忙,时作时辍。原来计划,除现在的五章外,还有三章是有关中国与外国佛教关系史的,因佛教协会已有这方面资料的编辑和著作,所以不重复了。

    我写成第一章后,曾以楞严经“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这句话用“饮水”的笔名陆续在《现代佛学》杂志上发表。有一位朋友问我:“你为什么用这样一个小题目?”我说:“我喜欢‘小题大做',而不愿‘大题小做’,更害怕‘有题空做’。”

    几年前,一位青年僧人用日文翻译这本书,我应他的要求写序时,曾记下与本书有关的一件事:一九五七年我陪一位柬埔寨僧人见毛泽东主席,客人未到之前,我先到了,毛主席便和我漫谈。他问:“佛教有这么一个公式——赵朴初,即非赵朴初,是名赵朴初,有没有这个公式呀?”我说:“有。”主席再问:“为什么?先肯定,后否定?”我说:“不是先肯定,后否定,而是同时肯定,同时否定。”谈到这里,客人到了,没有能谈下去。后来,我在写这本书的第二章时,想起这一次未谈完的问答,我想,书中谈到缘起性空的思想,可能补充了当时我在毛主席前所想讲的话。

    我曾看到一位曾是毛主席的勤务员李银桥写的书。有一天,毛主席在延安出门散步,毛主席对李银桥说:“我们去看看佛教寺庙,好不好?”李银桥说:“那有什么看头?都是一些迷信。”毛主席说:“片面片面,那是文化。”我因而想起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周建人先生写信给我说:文革初期范文澜先生向他说,自己正在补课,读佛书。范老说,佛教在中国将近两千年,对中国文化有那么深厚的关系,不懂佛教,就不能懂得中国文化史。一九八七年,我到四川一个佛教名胜地方看到被人贴迷信标语的事实,回来写了一份报告,钱学森博士看见了,写信给我说:“宗教是文化。”这三个人,一是伟大的革命家,一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一是当代的大科学家,所见相同,都承认佛教是文化,而今天还有不少人的认识水平和当年李银桥的一样。

    我最初写这本书的动机只是为了和外国朋友谈话时,翻译人员因缺乏佛教知识而感到困难,想为他们提供一些方便。但这许多年来,得到国内不少人的关怀、鼓励,也得到一些外国朋友的注意。事实说明,这一本小书对于增进人们对佛教的了解,增进国际朋友对中国佛教的了解,不无少许贡献。

    我感谢译者为此书所付出的宝贵的心力。我虔诚期待国际朋友对于此书内容给予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