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宗师,千秋表范
    一代宗师千秋表范

    ——记近代着名高僧原中国佛协名誉会长应慈法师

    谨以此文献给应慈法师圆寂40周年。

    ——东台市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

    应慈(1873.3.3—1965.8.31),近代着名高僧。俗姓余,名铎,号振卿,出家后法名显亲,字应慈,自号华严座主,晚年号拈华老人,祖籍安徽歙县,生于江苏东台,1898年于普陀山出家,1900年在宁波天童寺受具足戒,1906年受记别于天宁寺冶开,为临济宗第42世。1909年起,先后随师兄月霞在南京僧师范学堂负责教务,1911年在上海创办华严大学,1917年在常熟办理“法界学院”。1923年掩关杭州西湖菩提寺,专究华严一宗典籍。1925年在常州主办“清凉学院”,1939年在上海创办“华严学院”,1949年在上海创办“华严速成师范学院”。毕生弘演华严,实践弘法利生宗旨,倡刻华严经三种译本,华严五教章(法藏),华严大疏演义钞(澄观),及法华、楞严、楞伽等诸经疏。兼通书法诗词,有着述《心经浅说》《八识规矩颂略解》《正法眼藏》刊行。晚年安居上海沉香阁,1954年被推为上海佛教协会名誉会长,1962年被推为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并兼中国佛学院副院长。1965年病逝。

    四十年前,在国际大都市上海,有一位大德高僧在一座闻名海内外的寺庙——沉香阁安然圆寂。现在,这里因为有他晚年卓锡于此而倍受世界佛教徒崇拜。这位高僧就是当年的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中国佛学院副院长,数十余春风化雨,引领了一批又一批当代高德大僧的禅宗临济法派第四十二世传人应慈法师。

    应慈法师,俗姓余,名铎,号振卿,1873年3月3日(农历二月初五)出生于江苏东台安丰古镇的一殷富盐商家中,兄弟4人,法师年龄最小。幼时,他因天资聪颖且好学而闻名桑梓,十几岁时就考中秀才。其父根源早年去世,16岁时尊母周太夫人之命弃学经商和打理家中事务。26岁时,续妻暴病身亡,他深受二度折翼之痛,心灰意懒,悲痛欲绝,对生活完全失去信心,恨不得随她而去,在家人的百般劝说下,丢下手中生意,游览名山大川,寻求解脱。

    1898年,在朝礼普陀山时,遇到明性法师。在言谈中,向法师吐露心田,并盟生出家念头。明性法师看他心意已定,遂同意为其剃度,命名显亲,字应慈。从此,他抛弃优越的生活条件,“布衣粗食,担粪荷锄”,不辞劳苦,随明性禅师到南京三圣庵一边耕作,一边研习《维摩诘经》、《法华经》、《楞伽经》等,成为一名佛门苦行小沙弥。

    1900年,应慈奉明性禅师之命到宁波天童寺依敬安和尚受具足戒。从此到处参学,遍访名山大川,拜谒耋耄耆宿,发心参究禅宗明心见性之学。1901年春,赴镇江金山寺从大定老和尚学禅,1902年至扬州高寺随月朗老和尚参佛,获益颇丰。1903年开始到常州天宁寺向治开老和尚学习禅法,由于他幼年饱读儒学,故进步甚速,治开老和尚见其才思敏捷,为可造之材,对他很是器重,引为入室弟子,1906年和明镜、惟宽、月霞等同受记别,成为禅宗临济法派第四十二世。

    应慈法师从1907年起随侍月霞办学。从1908年在安徽成立僧教育会,于迎江寺开讲《法华经》起,即开始讲经弘法,培养僧才。他一生不做方丈,以全部精力弘宗演教,实践弘法利生的宗旨,桃李天下,培养了一大批我国当代在海内外有影响的大德高僧。

    月霞(1858—1917)比应慈大十五岁,幼年习读诗书医学,十九岁出家南京观音寺,受教于冶开大师,参法忍老人研佛,曾代其座讲《楞伽经》而盛极一时,对应慈影响颇深。从1907年起以后的10多年间,应慈随侍月霞,敬事如师,始终不懈,襄助月霞为办学作出很大贡献。

    1909年,江苏省僧教育会聘请月霞、谛闲二法师在南京三藏殿主持开办“僧师范学堂”,应慈便随师兄月霞到南京在僧师范学堂协助教务。当时在学的僧青年有太虚、仁山、观园、智光等。太虚(1889—1947)后来在上海创办《觉社》,出版《海潮音》,住持厦门南普陀寺兼闽南佛学院院长,成为中国近代着名高僧。

    辛亥革命后,国内各行均处于一种无序状态,佛门亦是义学不兴,法筵难再。1911年夏,应慈随月霞法师应上海佛教众居士的邀请,到沪主讲《大乘起信论》,听众较多,影响也较大。哈同花园的主人罗迦陵居士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见其讲解很有水平,就和热衷于佛学研究的康有为商议,让康请月霞出面创办佛教大学,培养弘扬华严的专门人才。

    在我国,佛教以《华严经》为最高教典。《华严经》在中土的翻译,前后持续800年,在中原地区几乎没有哪一部佛经可与《华严经》相提并论,无论哪一派、哪一宗,不涉及《华严经》者寥寥,它最具有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理论特色及风貌。而以《华严经》为主要经典的华严宗的传承史,就是《华严经》的翻译史与弘传史。“华严经”的发展也同时标志着中国佛教思想的进步。历来的说法是,当华严学无人问津之时,也正是中国佛教走下坡路之时。月霞见华严一宗衰落,而身为禅宗临济一系法脉,弘扬华严当为己任,如今又有人支持他创办华严大学,慨然应允,随即请法弟应慈法师共同筹划,建设校舍,拟定计划进行招生。经过挑选,共招年龄在20到35岁之间学员60名,规定预科三年,正科三年,并制定了以自利利他为宗旨的校规,校址就设在上海静安寺路哈同花园内。1912年9月,华严大学预科正式开学,月霞亲自讲授华严教义,应慈协理教务。1914年预科毕业,正式成立华严大学正科。正当学校逐步走上正规时,一股暗流冲破校园的宁静,开学仅2个多月,就遭到异教徒的破坏。在哈同60岁寿辰时,其亲信受人唆使,竟提出要华严大学师生向哈同行三跪九叩之礼,遭到月霞、应慈及全体师生的严正拒绝和抵制,华严大学遭到面临夭折的可能。时任常州天宁寺住持的冶开老和尚闻讯后,积极与沪上热心办学弘扬华严的居士和杭州海潮寺应乾法师共同协商,决定将华严大学迁往海潮寺续办。1914年冬,应慈随月霞法师带领学僧60余人到杭州,在海潮寺华严大学教授经论,直到学僧全部毕业。尽管海潮寺华严大学只办了一期,但培养出全国最优秀的学僧,造就了一批日后中兴佛教的人才,后来分灯四方,弘法传教,先后在全国办起各种各样的法界学院,推动了僧人办学在全国的发展,影响十分深远。

    其中有在华严大学毕业后,到常熟兴福寺设立华严预备学校,讲授华严经论,并撰成《华严宗教义始末记》的持松;有和持松一起在兴福寺协办法界学院,后到镇江筹建竹林佛学院,到福州法海寺创立法界学院的慈舟;有发起创办镇江竹林佛学院后去港、澳、九龙等地创办佛教义学,开港澳佛教教育之先河的霭亭;有到安徽安庆迎江寺兴办佛学院,培植僧才,后辅佐太虚大师在厦门南普陀寺创办闽南佛学院和“世界佛学苑”的常惺;有创设焦山佛学院,礼聘教师,改进教材,在抗战期间创造了在沦陷区办佛学院,取得最佳效果,后去台湾弘法办学,为弘扬华严而不遗余力的智光大师,以及到汉口九莲寺设立华严大学的戒尘和了尘大师等60余人。

    1917年,应慈奉冶开老和尚之命来到常熟虞山兴福寺辅佐月霞筹办华严学堂,是年11月,月霞法师圆寂,临终时谆谆嘱咐应慈:“应弟,善弘华严,莫作方丈”。从此,兴福寺和法界学院的责任就由应慈一肩挑了起来。1919年,应慈推荐华严大学的毕业生持松继任兴福寺的住持和法学院院长的职位,自己则退任监院,专心致力于规划恢复兴福寺旧貌和弘传华严的教学工作。不久冶开大师圆寂,临终前拉着应慈的手,久久不放,眼中露出渴望的目光,应慈大师说:“祖庭之事,担荷不辞”,冶开大师方含笑而终。

    1922年,应慈赴杭州西湖菩提寺闭关潜修,专究华严贤首一宗之旨。1924年11月,常州清凉寺静波老和尚想创办一所“清凉学院”造就僧才,亲自到杭州菩提寺叩关,请大师出关主持其事。

    1925年,大师到常州开办清凉学院预科班。1926年,清凉学院正式成立,规定预科二年,正科三年。当时入学学僧有32人,食宿一切均由学院供给,学僧不参加经仟佛事,不上早晚殿,每年入冬结七,实施丛林教育制度,奠定了禅教的基础,僧俗各界极为称扬。

    1928年,清凉学院预科毕业,上海庄善月居士捐出上海辛家花园原清凉寺地基20亩,兴建华严七处九会殿堂,应慈将清凉学院移到上海续办正科。第二年秋天,学院正科在沪开学,并首先讲授《华严悬谈》,后学院因故从上海迁到常州永庆寺。1930年,应慈在永庆寺清凉学院正科开授80卷《华严经》。同年夏季,因战乱,永庆寺住兵,学业无法正常进行,秋季则将清凉寺华严正科迁往无锡龙华庵续办,于1932年正科学僧全部毕业。清凉学院几年中数次搬迁,学院30余名学僧一直坚持学习,聆听大师教诲,精神实为可贵。而更可贵的是应慈不畏艰难卒竞其功,始终不懈。如果没有超常的毅力和潜心弘法的精神,是无法完成的。

    学院结束后,应慈法师多次往返于苏州无锡常州杭州福建等地讲经弘法。1939年,他又在上海创办华严学院,开讲80卷《华严经》。

    1943年,应慈法师应上海南市沉香阁慈云禅寺住持苇乘法师之请,卓锡印月禅室,息影潜修,同时开讲《华严法界观门》。从此,沉香阁成为他在上海弘扬华严宗的道场。他除了在上海沉香阁、静安古寺、玉佛寺、圆明讲堂等着名寺院讲经外,还多次赴南京、杭州、北京等地讲经弘法。

    1949年,应慈在南京设立一所“华严速成师范学院”,开讲80卷《华严经》全部,培育弘扬华严教理的僧才。真禅法师和明如法师等都是该院的学僧。

    应慈一生弘宗演教,讲学不辍,前后50余年,讲经60余次,每次讲经时间长短不一,短则三五天,长则一年、两年,如他所讲60《华严》和80《华严》全部,则需两年时间,因此可以说,他50余年弘法活动期间约有一半时间是在讲演佛经中度过的,他所讲的60余次经论中,绝大多数是《华严经》或华严经疏、钞。其中,主要有40《华严》、60《华严》、80《华严》、《华严悬谈》、《华严纂要》、《华严经探玄记》、《普贤行愿品》、《三圣圆融观》、《华严经贤首品》和《华严十波罗蜜义》等。1957年,他以85岁的高龄,最后一次在上海玉佛寺讲《华严经》全部。

    应慈法师的佛学思想功底深厚。在教学中,他把佛教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与我国传统道德教育相结合。他倡导社会和谐,主张教派和融,教导僧众学者破除迷信,坦白光明,正心诚意做人,离念除妄,觉己觉人。他一生中“年无一日不参禅”,强调以参禅为己躬身大事,这是在振兴现代佛教的大趋势下作出的一种新的选择,给未来的禅学发展重新作了定位。应慈法师的禅教双修思想继承和发展了冶开禅师以教印心的思想,对当代中国佛教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他的入室弟子真禅法师在八十高龄还能坚持不懈地开讲《华严经》,撰着有关华严着作,弘扬华严,普渡众生,是与继承和发扬应慈法师的佛学精髓分不开的,更是和大师的言传身教分不开的。

    应慈法师平生不重着书立说。他在讲经弘法之余,常以刊刻经典为乐事。早年曾协助本师冶开和尚创办毗陵刻经处,后在1933年募刻了《行愿品疏》贞元经文,1938年发起刊刻《增刊普贤行愿品别行本》和40卷《华严经》,1939年又刻印60卷《华严经》等。在应慈一生刻印的许多佛教经疏中,以华严类经典为最多,而工程最巨、贡献最大的是他负责编印的唐代清凉国师所着的《大方广佛华经疏钞》。此经是清凉国师所撰的关于80卷《华严经》的注释书,为《大方广佛华严经疏》和《大方广佛华严隋疏演义钞》的会合本。起初两书各为单行本,明代的妙明和尚开始收经入疏,收疏入钞,成为《华严疏钞会本》。因会合时有欠精当,疏钞和经文的起止配合有许多牵强附会的地方。后世辗转传刻,又增加了许多错讹。以致前后文理不通,后世学者在诵读、研究时增加了不少困难。1939年上海佛教名流蒋维乔、李圆净、黄妙悟等居士自发组织“华严大疏钞编印会”,推举他为理事长,主编清凉国师的《华严经疏钞》,以20余种版本相互校勘,补正缺失。历时六年方才圆满,使重编的《华严经疏钞》恢复了清凉观原来面貌。这项工程,他自始至终都是亲自关怀和指导,既对中国佛教古籍整理作出了巨大贡献,又对华严教义在近代的研究和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

    应慈法师一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是我国当代爱国爱教的典范人物。在旧社会,他常说,宁愿终身入忧苦,不将佛法作人情。他从不结交权贵,不贪图名闻利养,只希望国家富强,人民安康。但是旧社会的混乱无序和动荡,使他的希望全部落空,失望之余,常对弟子说:今天五伦八德、舜日尧天都被黑暗所笼罩,伤心惨目,无何而救我同胞夫?……吾人不禁为人道忧,更不禁为国家忧!在抗战期间,应慈在南京、上海等地弘法,敌伪仰其威望,曾多次请其出面主持法会,粉饰太平,他则以民族气节为重,大义凛然,断然拒绝,并四处奔走,呼吁抗日,高风亮节,为世人所赞颂。他说:国家安宁,人民安康之时,出家人自应隐山清修,一旦国家有难,国人应不分老幼男女,在家、出家,都应全力以赴,走向救国救民的行列中。他在1943年出版的僧侣抗战工作史《奋讯集》的序言中说:当八·一三抗战军兴,敌寇之凶焰万丈,而我东南重镇之大上海,首当其冲。方是时,凡我中华志士,莫不奋臂探戈,共卫祖国,敌忾同仇,人怀雪耻之心,士无反顾之恋。我佛教明眼知识,首有僧侣救护队之组织,贯救世救人之大愿。救国救民之心跃然于纸上。

    在解放前夕,当时佛教界有些好心僧侣、朋友,由于当时对我党的宗教政策不完全理解,纷纷前来劝说大师离开大陆,有的甚至在海外为他安排了条件优越的寺宇,他不为所动,后来有些人还劝他的亲传弟子真禅来劝说大师一同离开,但他师徒二人相互勉励,婉言相拒,坚留大陆不走。

    建国后,应慈深刻领会我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看着党领导的全国各行各业蒸蒸日上,更加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在抗美援朝时,他看到各地都在为支援抗美援朝战争作贡献时,就率先在全国倡导成立抗美援朝上海僧侣分会,无偿捐钱捐物支援当代最可爱的人——志愿军,为反法西斯斗争作出自己的贡献。1956年,他在上海佛协第二届代表会上致开幕词时说:解放以来,我们国家的面貌出现了新的气象,发扬了佛教优良传统,调动了佛教徒的积极性,认识到佛教徒在祖国建设和保卫世界和平斗争的方向,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在1959年的国庆十周年时,他在《现代佛学》杂志上发表《国庆十周年献词》八偈,热情洋溢,充满了爱国之心。1960年,他立下遗嘱,要求身后“不报诸山,不惊外客”。同时叮嘱“一生积蓄存储人民银行,以备修理清凉国师及杜顺法师二塔”。临终时,他仍谆谆嘱咐弟子们:“我去世后,望我后辈弟子及学人等在共产党领导下,努力学习,拥护政策法令,积极为建设社会主义贡献自己力量,至要至要。”

    应慈法师深受各界倚重,1954年8月当选上海第一届人代会代表,以后各届连任直至1965年圆寂。1954年12月,他被推选为上海佛教协会名誉会长。1957年,他以85岁的高龄,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1962年,在中国佛协的第三届代表大会上,90岁高龄的他被推举为中国佛协的名誉会长,并兼任中国佛学院副院长。1965年8月31日,应慈法师病逝于上海慈云寺,世寿93岁,他的灵龛由真禅法师亲自护送至常熟虞山兴福寺入塔。

    1992年,沉香阁修缮一新,并被列为上海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8年,在沉香阁东北部重建了一幢明式建筑小楼,作为“应慈法师纪念堂”,并由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为之题写堂额,堂内陈列着这位法师生前弘法利生事业的珍贵照片、着作手迹和遗物。二楼堂中,法师遗像的两侧,有原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上海市佛教协会会长,玉佛禅寺住持真禅大和尚所书对联:

    霞月宗风不坠佛海圆融曾讲三译华严冗称教主;

    永怀无私慧照幸侍师门灵山盛会依然一真法界。

    1995年11月13日,为纪念应慈法师圆寂30周年,上海市佛教协会、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上海市宗教事务研究室、上海市宗教学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等单位,在上海市沉香阁联合举办了“应慈法师佛学思想研讨会”。来自台湾、北京、四川、陕西、安徽等地的佛教学者、诸山长老、大德居士、上海佛学院师生150余人出席会议,高度评价了应慈法师光辉的一生。他一生弘扬佛法,净化人心,倾其力服务社会,将爱国之心融于佛法,以无私精神奉献祖国,利益众生,执着追求爱国爱教,硕德高行,高风亮节。他是佛教界永远的光辉典范,功德永铭青史。

    (周建生张墨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