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果法師生平簡述
正果法師于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十日在北京廣濟寺丈室安詳示寂。我失去了一位公事多年風雨同舟的師友，中國佛教協會失去了一位道高德昭的領導，中國佛教界失去了一位愛國的高僧。
法師原籍四川省自貢市，俗姓張，生于一九一三年七月二十四日。青少年時期，因信仰出家。十九歲，到新都寶光寺剃發，二十一歲在成都文殊院受比丘戒。接著，先後到重慶華嚴寺天台教理院和重慶北培漢藏教理院學習。在漢藏教理院從著名佛學大師太虛法師和其他大德研習佛學六年。畢業後，留校任教。一九五零年到北京和法尊法師一起駐錫北海公園內菩提學會，囊助法尊法師做了大量的弘法宣教工作。一九五四年，三時學會請他擔任研究室主任，指導幾位僧人和居士研究法相唯識。一九五六年秋，中國佛學院在京成立，法師應聘主講佛學，後來擔任教務主任。一九五七年，當選為中國佛教協會理事。一九六二年，任中國佛協副秘書長。一九七八年起，連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五屆、第六屆全國委員會委員、常務委員。一九八零年冬，當選為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同年冬，任中國佛學院副院長、北京廣濟寺主持。一九八一年，當選為北京市佛教協會首任會長。
正果法師長期從事佛教界對外友好交往和海外聯誼工作，在日本等國及海外佛教人士中有廣泛的聯系和影響。一九六一年曾隨中國佛牙護侍團前往斯里蘭卡進行友好訪問。一九六三年、一九六四年、一九七八年前後三次出訪日本。一九八二年率領中國佛教協會迎奉佛像代表團訪問泰國。正果法師一生矢志尋求佛法真理，獻身佛教事業，終身以戒為師，以法為依，孜孜不倦地從事弘法利生、佛學研究和佛教教育事業，在佛教界造就了大批弘法人才，為中國佛教的振衰起敝作出了積極的貢獻。法師學識淵博，特精唯識之學。曾費紀念心力著成《辯了不了義論講義》，洋洋數十萬言，可惜在“文革”中毀失了。已印行的《佛教基本知識》一書，是他關于佛學思想體系方面的概論性著作，書中處處體現了他對佛法解行並重的思想特色。他在修持上則以禪為歸，數十年如一日，堅持不懈。晚年在中國佛學院等處多次講授禪學，有《禪宗大意》一書行世，待刊稿有《止觀述要》。法師研究佛法必須親身體認的宗旨，力戒學人用“考據”式的方法治佛學。
正果法師是一位勇于追求進步，明辯大是大非的佛門耄宿。他在舊社會專心致志于佛教教育事業。新中國成立之後，他熱愛新社會的光明、合理，誠懇接受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忠心擁護社會主義制度，積極參加各項愛國愛教工作。在“文革”期間，他以宗教家寬廣的胸懷，經受橫逆，處之泰然，度過了漫漫長夜，迎來了改革的春天。中共十一界三中全會以來，他懷著喜悅的心情，經常抱病參加全國政協的各種活動，深切關心國家大事，提出不少積極的建議。特別是對落實宗教政策方面存在的問題，懇切陳詞，為協助政府落實政策盡心竭力。他曾抱病應邀列席中共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為這次大會取得圓滿成功感到由衷的高興。三十多年來，正果法師在協助黨和政府貫徹落實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囊理會務，主持法事，培育僧才，從事佛教界對外友好交往和海外聯誼工作等方面不辭勞苦。做了大量工作，受到政府的尊重和廣大信教群眾的擁戴。正果法師師事法尊法師四十多年，恭敬隨順，生死不渝。他生前對台灣佛教界的師友十分懷念。他與居住在台灣的印順法師等有師友之情，年來曾多方探詢他們的近況熱切盼望海峽兩岸的教友增進相互了解和交往，共同為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的大業而努力。
我和法師為佛教事業公事三十多年，深深敬佩他之戒品高潔、禪定功深，對于他的圓寂無比悲痛。法師逝世前兩天，我去醫院，本想勸他不要出院。他不等我開口，就正色地對我提到兩件往事︰一是重慶解放前夕，有些人主張把漢藏教理院遷往海外，他和法尊法師一起力排眾議，堅持留下來。二是“文革”中有人勸他舍戒還俗，攀談竟日，對話的人說他“水潑不進”。他說︰“我的脾氣就是這樣倔。”接著說︰“我要出院。”並問我念了四句偈語︰“堅持無上菩提心，專修四宏誓願行，弘誓願行，弘揚佛法令久住，永作菩薩度眾生。我當時懂得他的意思是堅決回到廣濟寺，靜等他的最後一剎那。作為一個出家人，這樣做是如理如法的，我便不留他了。對于自己的後事，我們也尊重他的遺願︰不搞遺體告別，不開追悼會，不留骨灰。
正果法師是一位道高德重、戒行精嚴、學識淵博、慧人不倦、愛國愛教的高僧。他對工作認真負責，善始善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待人接物謙虛謹慎，平易近人，關懷後進，愛護人才；他處世為人不謀私利，身無長物，嚴以律己，寬以待人。他的高尚精神與崇高品德，是我們佛教界的精神財富，我們要好好繼承並使之發揚光大。
法師逝世後，我根據他的最後一次談話的內容，結合多年與之共事的感受寫了一首挽詩，一並錄此，以志深切懷念︰
在佛在氣和壯。辯才無礙萬人師，不倦津梁見大慈。忍淚听公本願偈，預知海會再來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