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有一与译经事业有关，且因此影响我国文化至钜之大事者，即国人西行求法事。
我国地理环境，东南临海，西北障山。北横大漠，所居者为文化落后之游牧民族，故我国文化，向以单调保守称。魏晋以降，佛法输入，乃使国内贤智之士，然于六艺九流之外，尚有学问。而具有崇正信仰之古德，为求正知正见，不惜冒险犯难，西行求法。如本节所述之玄奘大师，是其著者。然魏晋之际，国人西行求法者，实以颖川朱士行始。
士行少怀远悟，脱落尘俗，于曹魏甘露年间出家，是为汉地沙门之始，尝于洛阳讲道行经，觉文意隐质，诸未尽善，乃誓志捐身远求大法。以甘露五年发迹雍州，西度流沙。既至于阗，得梵本正书九十章，遣弟子弗不檀送归。后由竺叔兰，无罗叉译出，即今本放光般若。
士行而后，西行求法者，代不乏人，自魏晋至中唐，前后五百余年间，西行古德可考者不下百人之多。如晋之法显，姚秦之智猛，刘宋之昙无竭，北齐之道邃。至唐之玄奘，达西行求法之最高潮。奘师而后，尚有会宁、窥冲、大津、义净、慧超、不空等。以篇幅所限，兹不赘述。
三、早期弘传
大法东来，虽在汉季，而佛教确立，乃在晋代。盖佛法初来，知者尚少，历经了三百余年的译经和弘布，才取得社会人士的普遍信仰。然所以如此者，实亦与时代背景有关。兹为述魏晋之世的社会情形如下：
东汉末季，黄巾乱起。虽赖皇甫嵩朱隽之力幸获平定，然继以董卓及西凉诸将之乱，袁术，袁绍，曹操，刘表等割据自立。其后三国鼎峙，晋武统一。八王之乱，五胡入侵。百余年中，九宇鼎沸。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朝不保夕。有史以来，国人遭遇之惨者，莫过于此。而际此境遇之中，忽闻我佛世尊，救苦救难，人民为求精神之安慰，或避朝廷之徭役，是以相继入道，皈依佛门，佛教倡因果报应，六道轮回之说。重福报行业，功德因缘，乃使稔恶之徒，亦自怵祸害，俯首皈信。即在智识分子之间，以汉末之干戈扰攘，礼教式微，贤达之士，立命无方，闻佛法智信圆融，乃以本身环境的感受，证之佛法所说：‘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之义，感触愈深，于是英才硕彦，遂多入于佛门，并且佛教输入，至此已二三百年，在社会上酝酿亦渐趋成熟，再值佛门大德登高倡导，于是风行天下，奠定了佛教的基础。
在此时期有一位特别值得介绍的人，是西域来华的佛图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