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畫
中國佛畫，創始于三國時的曹不興，他見到康僧會所設佛像，便儀範寫之。到東晉時，其弟子衛協，時稱畫聖，畫有七佛圖。衛協的弟子顧愷之，在瓦官寺壁畫維摩像，時人捐十萬錢爭取一觀。劉宋時有陸探微，梁時有張僧繇。舊時畫法多系平面而無陰陽明暗之分，僧繇創為沒骨皴法，不先以筆墨鉤研而以色渲染。齊時著名佛畫家有曹仲達，隋有展子虔，唐初有尉遲乙僧等。到開元中吳道子集諸家之大成，為古代佛畫第一人，其弟子以盧楞伽為最。中唐德宗時周𠠬創作水月觀音之體。五代時貫休以畫羅漢知名。其他如王資翰等亦為名家。五代以前繪畫佛教圖畫，都能莊嚴妙好，從形容儀範中體現佛菩薩清淨端嚴，慈悲靜穆的道德品質。宋代以後文人畫興，于是佛教畫分為兩種流派。其一繼承隋唐規矩，不失尺度，如宋李公麟、馬和之，明丁雲鵬、仇英、商喜，清禹之鼎、丁觀鵬等；其一則不拘繩墨，以古樸奇譎為高，如宋梁楷，明陳洪綬，清金農、羅聘等是。若就佛法言之，詭譎形態是畫佛菩薩像所不應取法的。
版刻
中國是發明造紙和印刷術最早的國家，公元前一世紀已有紙張出現。二世紀初，蔡倫改進了造紙方法。此後書籍全靠人們在紙上抄寫來傳播。到了八世紀前後，又發明了刻版印刷術，幾百部幾千部書可以一次印成，比過去手寫時代，向前踏進了一大步。
寺院和佛教徒們很旱就利用民間新興的刻版印刷術，作為宣傳佛教的工具。除了捺印的小塊佛像以外，有時刻些大張佛像和律疏。唐末司空圖為洛陽敬愛寺僧惠確寫的雕刻律疏文，曾說印本共八百紙，可見那時寺院已有施舍用的律疏印本了。敦煌發現的公元868年（即唐咸通九年）王 出資雕刻的卷子本《金剛經》，是現存最早的木刻印書，用紙七張綴合成卷。第一張扉畫釋迦牟尼佛說法圖，刀法遒美，神態肅穆，是一幅接近版畫成熟期的作品。這卷舉世聞名的唐代刻本佛經，已于五十多年前被英國人斯坦因竊去，真令人切齒痛心。
近年成都唐墓中出土了一張成都府卡家印的梵文陀羅尼經，中央刻一小佛經坐蓮座上，外刻梵文經咒，咒文外又圍刻小佛像，這是國內僅存的最古的唐刻本。那時成都是西南文化出版的中心。唐時刻印的書籍，只限于廣大市民階層常用的通俗書和佛教經典，這為兩宋蜀本打下了良好的技術基礎。
公元971年（即北宋開寶四年），宋朝政府派人到成都雕造大藏經五千余卷，這是一次規模巨大的出版工作，蜀本由此知名。
公元975年（即北宋開寶八年），吳越國王錢�m倡刻的陀羅尼經（雷峰塔內藏經），是現存最古的浙本，字體工整，和後來杭州刻的小字佛經相似。近年浙江龍泉塔下發現的北宋初年刻的佛經殘葉，字體寬博，和南宋官版書相似。可見杭州和浙江其他地區從五代末年起，已有大批刻版技術熟練的工人。這就無怪北宋監本多數都是浙本了。
宋時除浙本外，建本（福建建陽刻本）也頗有名。宋、金、元三朝中，浙江杭州、福建建陽、四川成都眉山、山西平陽（今山西臨汾）是四個文化區，刻印了大量書籍，行銷四方。元代道藏就是在平陽刻成的。其他地區也有一些書坊或私人刊刻了不少大字的小字的佛經和其他書籍，多有精工之品。
明清兩朝的首都北京，也是全國性的刻藏中心。北藏、道藏、龍藏以及其他私家刻書，紙墨之精、雕刻之工、裝璜之美，都是前所罕見的。所用的紙張，如棉紙、竹紙、開化紙、毛太紙等新品種也不斷增加。
遠在刻版印刷術大興以前；中國木刻畫就已經出現了。七世紀中葉，唐代玄奘法師以回鋒紙印普賢菩薩像，布施四方。唐末王 刻的《金剛經》扉畫，和敦煌發現的許多宗教畫，藝術已漸趨純熟。宋元刻本書的扉頁畫從宗教書籍 展到一般書籍。明代各地書肆刻印了大量佛經，幾乎沒有不附插圖的。
公元1340年（元朝至元六年），湖北江陵資福寺刻的無聞和尚《金剛經注解》，卷首靈芝圖和經注都用朱墨兩色套印，這是現存最早的木刻套色印本。十六世紀末吳興、杭州、南京等地書肆也用朱墨和多色套印各種書籍，絢麗奪目。
刻版印刷是中國特殊的文化藝術之一。各地寺院中保存著不少古代刊刻的具有文物價值的佛經和圖書，這是中國文化遺產的一部分，理應妥善保存。對于圖書和佛經，首先應當查明是什麼年代、什麼地方、什麼人出資刊刻的；第二是確認裝璜的形式，是卷子式、梵篋式、書冊式。從這兩方面審查其文物價值。具有文物價值應當保存的，便要確定每版的高度、寬度、每行字數，查明函數、冊數、卷數、頁數，注明完整或殘缺情形。即使殘缺不全，並不減損其文物價值。這是應當注意的。
大藏經
大藏經是匯集佛教一切經典成為一部全書的總稱。古時也叫作「一切經」，又略稱「藏經」。其內容主要是由經、律、論三部分組成，又稱為「三藏經」，分別稱為經藏、律藏和論藏。經是佛為指導弟子修行所說的理論；律是佛為他的信徒制定的日常生活所應遵守的規則；論是佛弟子們為闡明經的理論的著述。「藏」有容納收藏的意義。
佛教三藏的分類，起源很早。相傳佛滅不久，他的弟子們為了永久保存佛所說的教法，開始進行了遺教的結集，即通過會議的方式，把佛說的話加以統一固定下來。佛教的經藏是經過幾次結集（編纂）會議才形成的。
在佛教傳世二千五百年間，經典的流傳大體上經過了背誦、書寫、印刷三個時代。印度民族是慣于記憶的。他們最初結集三藏時，只是通過問答的形式，把佛所說的教法編成簡短的語句，以便佛弟子們能夠共同背誦而已。其後才有書寫流傳的作法。
我國現存漢譯大藏經，是自後漢（公元一世紀）以來，直接和間接從印度和西域各國輸入的寫在貝葉（貝多羅樹葉）上的各種佛經原典翻譯過來的。自漢至隋唐，都靠寫本流傳。到了晚唐（九世紀時）才有佛經的刻本。現存唐咸通九年（868）王 所刻的《金剛經》便是世界上一本最古的，並附有美麗版畫的印刷佛經。
由于佛經的翻譯越來越多，晉宋以後就產生了許多經錄，記載歷代佛經譯本的卷數、譯者、重譯和異譯等。在現存許多經錄之中，以唐代智升的《開元釋教錄》最為精詳。該書著錄當時已經流傳的佛經五千零四十八卷，並用梁周嗣興撰的《千字文》編號，每字一函（又稱一帙），每函約收佛經十卷。《千字文》自「天」字至「英」字，共四百八十字，每字一函，合四百八十函。歷代刻藏，相沿不改，使漢文大藏經的規模基本定型。
大藏經的內容是非常豐富的，它是佛教及有關文化的一部大叢書。在大藏經里面，保存著現在印度久已失傳的許多佛教經典，也包括了中國學者對于佛教原理所作的創造性的闡釋。
大藏經不僅是佛教徒研究佛學的重要典籍，也是一般學者研究古代東方文化非常重要的資料。
此外，在西藏地區,自唐宋以來，由梵文和漢文譯成藏文的經典，也經過整理匯編成為西藏文大藏經。其中佛說的經律稱為「甘珠爾」；佛弟子及祖師的著作稱為「丹珠爾」。自元以至近代分別在西藏的拉薩、日喀則、奈塘，甘肅的卓尼，四川的德格，北京，都有過多次刻本。西藏文大藏經的內容約十分之八是漢文藏經中所沒有的，特別是密教部分。清代還將西藏文佛典譯為蒙文、滿文，刻成蒙文大藏經和滿文大藏經。這種藏經流傳稀少，甚為名貴。
在雲南傣族地區流傳著的上座部佛教，其佛經是用巴利文寫的小乘三藏。一般還是用書寫的方式流傳，國內還沒有刻印過巴利文大藏經。
寺塔
中國最古的寺院是洛陽的白馬寺，是佛教最初傳入漢地時，漢明帝為攝摩騰等所創建的，但是現在這座寺院的建築已經過後代多次重建。關于中國佛教建築的最早記載，是《後漢書•陶謙傳》所說；「笮融大起浮圖祠，上累金盤，下為重樓，又堂閣周回，可容三千許人」。所謂「上累金盤」，就是用金屬作的剎（剎是梵語「剎多羅」之略，義是土田，印度塔上立竿柱，也叫作「剎」）；所謂「重樓」，就是多層木結構的高樓，這正是後來中國塔的基本式樣。最早的佛寺建築，是以塔為中軸線上的主體，而僧房散布其四周。後來的寺院，中軸線以殿堂為主體而塔建在附近了。
中國現存的最古佛寺建築是五台山的南禪寺（建于公元783年）和佛光寺（建于公元867年）。佛光寺大殿是一座七開間的佛殿。殿中有三十幾尊唐代佛像，梁柱間有唐代題字，壁上有唐代壁畫。可以說，唐代四種藝術集中保存在這里。
其次，河北薊縣獨樂寺有一座結構精美的山門和一座高大的觀音閣（均建于公元984年）。閣中奉有十一面觀音像，高十六公尺。還有河北正定隆興寺（建于公元971年）和山西大同善化寺。隆興寺的主要建築有大悲閣、左右側樓、轉輪藏殿、戒壇、牟尼殿、大覺六師殿及鍾鼓樓。其中大覺六師殿和鐘鼓樓已經倒塌。大悲閣中供奉著高大的千手觀音像。轉輪藏是現存唯一的十世紀造的可以轉動的大藏經架。牟尼殿中有優美的宋代壁畫。善化寺是十一世紀中到十二世紀中葉建成的，現在還保存著四座主要建築和五座次要建築。大同下華嚴寺的薄伽教藏，原來是規模宏大的華嚴寺的藏經殿。殿中四壁保存著遼代制作精巧的藏經櫥，櫥的上部有「天宮樓閣」。
山西趙城縣的霍山廣勝寺，是元代建築（建于十四世紀），有上寺和下寺兩部分。上寺有一座琉璃塔，是十五世紀建成的。
北京西山碧雲寺是明代建築。寺中殿堂、廊廡的布局，是結合地形，並把泉石樹木組織在內。大殿和菩薩殿保存著明代的精美塑像（現已不存）。寺中有田字形羅漢堂和漢白玉砌成的金剛寶座塔，是清代修建的。寺內有明淨的清池，涓涓的流泉，密茂的松柏。這種布局與浙江杭州的靈隱寺、江西廬山諸大寺院大致相同。
中國南方的寺院，多半依山布局，在建置上、風格上與北方寺院不同。院落雖比較局促，而寺外有茂林、有峰巒，氣象仍顯開闊。如峨眉山麓的報國寺、半山的萬年寺、山頂的接引殿都如此。
在十四五世紀間，中國佛寺建築上出現一種拱券式的磚結構殿堂，通稱為「無梁殿」，如山西五台山顯通寺、南京靈谷寺。寶華山隆昌寺中都有此種殿堂建築。
清代修建的喇嘛寺，以北京雍和宮和承德的「外八廟」為最。雍和宮（建成于公元1735年）中法輪殿的殿脊形成金剛寶座塔的「五塔」形狀。萬福閣與左右兩閣以飛橋相連，閣中供奉十八公尺高的彌勒佛立像。承德的外八廟是公元1713一1870年間陸續建成的，其建築風格有摹仿新疆維吾爾族形式的，有藏式的，也有漢族形式而帶有西藏風趣的，兼收並蓄，多彩多姿。
以上只敘述現存歷代佛寺中具有代表性的建築。各地還保存著不少宋、明建築的佛寺，不能一一列舉。在過去，僧眾對于寺院的古建築不很重視，不知愛護，不少古建築在維修時被拆改，致使寶貴的文化遺產遭到破壞，這是深為可惜的。
塔與寺幾乎是同時存在的。中國塔的建築形式豐富多彩。歷史記載中的最大木塔是元魏時建造的洛陽永寧寺塔，高一千尺，百里以外便能望見。可惜這座塔建成不久便被焚毀了。現存最古的塔是公元520年建的河南嵩山嵩岳寺十二角十五層密檐式磚塔。塔身有用蓮瓣作柱頭和柱基的八角柱，有用獅子作主題的佛龕，有火焰形的券間，形式優美。自此以後，磚塔逐漸增加，木塔逐漸減少。到十世紀以後，新建的木塔已極為稀有了。
唐代以後的磚塔大概有兩種類型︰一種是形同木塔，層層相累，這可以叫作「多層塔」；一種是在一個高大的塔身上加多層密檐，這可以叫作「密檐塔」；此外還有單層的僧人墓塔。唐代的塔一般都是四方形的。多層塔是在塔的表面上表現出木結構的柱梁斗拱等，如西安慈恩寺大雁塔（公元652年）、薦福寺的小雁塔、香積寺塔（公元681年）、興教寺的玄奘塔（公元669年）等都屬此類。密檐塔一般不用柱梁斗拱等裝飾，而輪廓線條呈現優美，如嵩山永泰寺塔和法王寺塔（八世紀建），雲南昆明慧光寺塔和大理崇聖寺塔都是此類。墓塔中以山東長清靈岩寺的惠崇塔（七世紀前半期建）為最典型。此類塔一般是兩層重檐。頂上有磚或石制的剎。只有唐代嵩山會善寺的淨藏塔（公元746年建）是單層八角形的，塔身用磚砌出柱梁斗拱門窗等。
到了十世紀以後，八角形的佛塔成為標準形式。建造方法也改變了過去外部用磚砌成筒形，內部用木樓梯、木樓板的方法，）而是改用各種角度和相互交錯的筒形券，把樓梯、樓板、龕室等砌成一個整體。山東長清靈岩寺的闢支塔，河北正定開元寺的 敵塔（公元1055年建）都是此種類型。河南開封六角形的繁塔（公元977年建），開始采用琉璃造的佛像
和花紋處理塔面。其後開封佑國寺塔（公元1041一1048年建），俗稱「鐵塔」，即采用二十八種琉璃面磚砌出牆面、門窗、柱梁、斗拱等，塔有十三層。河南濟源延慶寺塔也是同一類型。宋代在長江流域也出現很多八角形塔。杭州靈隱寺大殿前有石雕雙塔（公元960年建），高僅十公尺，而有九層，雕刻成仿木結構的形式。甦州報恩寺塔。杭州六和塔和保�m塔，都是用磚砌成的仿木結構形式的塔，檐椽部分雜用木料。至清代，這些塔的木檐椽多已朽敗，修理時采用了不同的處理方法。重修後的報恩塔接近于原形；六和塔在塔身外加上一層木結構，極不相稱；保�m塔只保存了塔身，形成了柱形塔。
中國現存的唯一木塔是山西應縣佛宮寺的釋迦塔（公元1056年建），全高六十六公尺，共有五層。河北涿縣雙塔（公元1090年建）是仿應縣木塔建的磚塔。
遼代在河北中部以至遼寧等地出現了八角形的密檐塔，杰出的典型是北京天寧寺塔，這一類型曾被普遍應用。特殊的是福建泉州的雙石塔（十二世紀三四十年代建），全部用石料仿木結構建成。四川宜賓的白塔（公元
1102一1109年建）和洛陽白馬寺塔（十二世紀後半期建），都保存唐代四方形密檐塔的風格。自此以後，密檐塔的風格變化繁多，難以盡述了。元代由于西藏地區的佛教傳入內地，在漢地出現了西藏式覆缽狀塔。北京妙應寺的白塔（公元1271年建），是尼泊爾的工藝師阿尼哥所設計的，山西五台山塔院寺塔（公元1577年建）和北京北海公園的白塔（1651年建），都繼承了這一類型。
中國現存的佛塔，大部分建于明清時代。在造型上，斗拱塔檐很縴細，環繞塔身如同環帶，輪廓線也與以前不同。太原永祚寺的雙塔，北京玉泉山塔（十八世紀建），便是這時期的多層塔的典型。北京八里莊慈壽寺塔（全元1576年建），是密檐塔的典型。唯有山西趙城縣廣勝寺的飛虹塔是用琉璃面磚裝飾的，八角十二層，高四十公尺以上。北京玉泉山還有一座清代的小型琉璃塔。
明代出現了一種特殊的塔型，就是仿印度菩提伽耶金剛寶座塔（佛成道的地方）而設計的金剛寶座塔。即在一長方形的高台上建立五座正方形的密檐塔。雲南昆明妙湛寺塔、北京五塔寺塔（公元1473年建）都是這一類。北京香山碧雲寺有清代建立的金剛寶座塔，塔台上于五座密檐塔外加了兩座瓶式塔。北京北郊黃寺，也有金剛寶座塔，那是第三世班禪的墓塔。正中是瓶式塔，四角有四座較小的八角密檐塔，中央塔身雕刻精美。
在我國各地除了佛塔之外，還有一種「文風塔」，或叫作「文峰塔」。那是過去科學時代人們為了祈求本地方的文人能中試及第而建造的。這種塔一般都是仿照佛塔的形式。
1958年在北京西山，開始建造一座佛牙舍利塔，供奉釋迦如來靈牙舍利，1964年落成、塔有十三層，高五十八公尺，采用傳統的密檐形式，而在結構、剎頂方面，都有創新的地方。形式優美，頗為山林增色。
石窟
佛教建築有許多種類，石窟是其中最古的形式之一，在印度稱為「石窟寺」。石窟本是佛教僧侶的住處，佛在世時就已經存在了。一般石窟寺是開鑿岩窟成一長方形，在入口的地方有門窗。石窟中間是僧侶集會的地方，兩邊是住房。後來發展成為兩種形式︰一種叫做「禮拜窟」，一種叫做「禪窟」。禮拜窟雕造佛像，供人瞻仰禮拜；禪窟主要是供比丘修禪居住的。禮拜窟有作前後兩室的，也有單獨一室的。其入口處有門，上面開窗采光。其平面有馬蹄形的、有方形的。內部裝飾有在石壁上雕鑿佛像，也有在中心石柱雕造佛龕、佛塔，也有在石窟四周作壁畫的。印度現存的佛教石窟以公元前一、二世紀至公元五世紀時所造的阿旃陀石窟重為最著名。其建築、雕刻和壁畫都有很高的藝術價值。玄奘法師在《大唐西域記》（卷十一）中曾概括地把阿旃陀石窟的位置、建築、雕刻、民間傳說等生動地記述下來。這些記述現在已成為記載印度阿旃陀石窟最寶貴的古代文獻。
從公元四世紀到八世紀之間，印度佛教的建築藝術向東傳播，我國西北，如新疆的庫車，甘肅的敦煌，山西的雲崗，河南的龍門，河北的南、北響堂山等地現存的古代石窟，就是首先吸取了印度石窟造型藝術而建造的。
敦煌石窟是我國現存比較完整的石窟群之一，它自北魏歷隋唐五代宋元至清一千多年，共計開鑿一千多窟。北魏洞窟形式都是摹仿印度石窟的制度，前面入窟地方有一個「人」字形披間，是便于禮佛跪拜的前庭，窟的後半部有一個龕柱（中心柱），是為禮拜時遵照印度習慣回旋巡禮用的。隋唐洞窟大約有兩種︰一是沿用北魏的龕柱形式；一是中央平廣而三面有籠壁的形式。後來建造增多，為省工起見，把龕柱改成須彌座和屏風，別創一種洞窟的形式。
各時代石窟雕刻作品的鑒別，主要是從其面相、花紋、服裝等加以觀察。如六朝面相多是豐圓，後期較為瘦長，唐代則是頰豐頤滿。衣紋最初用漢代傳統的陰線刻法，後來兼采用西域的凸起線條，更發展成為直平階梯式的衣紋。服飾一般是采用印度的裝束，由單純而逐漸演變為復雜。各個時代作品的這些特征，充分顯示了我國勞動人民的創造天才。在我國廣大土地上，從新疆的庫車、高昌，甘肅的敦煌、永靖，大同的雲崗，義縣的萬佛堂，洛陽的龍門，太原的天龍山，邯鄲的南、北響堂山，濟南的千佛崖，南京的棲霞山，杭州的飛來峰，四川的廣元、大足到雲南的劍川，有一連串的石窟寺，分布在各個名勝地區，把我們的錦繡河山點綴得更為雄偉和富麗。這些石窟的雕塑、壁畫等，是我國古代藝術家把傳統的藝術和外來的影響密切會合起來而創造的珍品，具有獨特的藝術風格。所有雕塑和繪畫雖都以佛教故事作題材，但其中也有反映各個時代人間現實生活的情景，是研究中國古代史的寶貴資料。
在舊中國，由于政治腐敗，文化落後，民不聊生，帝國主義者趁機千方百計掠奪我國的文化遺產。因此，許多石窟里的雕像、壁畫等也成為他們竊取的對象。在許多石窟中，有些佛像的頭部被鑿下，有些壁畫被刮去，成為他們國家博物館中的陳列品。我們今天到那些石窟寺（如山西天龍山，河北的南、北響堂山）去，到處見到斷頭折臂的雕像。這種摧殘我國文化的惡劣行為，實在使我們痛恨不已；同時，更加激發我們盡心保護祖國文化遺產的責任感。
金石文物
中國古代習慣在日用的金屬器皿上刻鑄文字，或是紀事，或是銘功，或是警戒，這叫作「金」。後來銘刻在碑碣上,或是墓志上,這叫做「石」。金石文字是研究古代歷史和藝術的重要資料。佛教的金石文物，也不例外，不僅關系到佛教史實，也關系到一般社會的史實。因此，佛教徒對于寺院中所保存的金石文物，必須加以重視，妥善保存，不可任其毀壞，以免造成不可彌補的損失。
佛教寺院中所保存的「石」，便是寺碑和僧人墓塔碑。這些碑上都記有史實，是最原始的資料。自唐代以後，建石幢之風盛行。有為功德鐫造的陀羅尼經幢，也有為紀念僧德的墓幢，有用漢文雕刻的。也有用梵文雕刻的。幢蓋和幢座上往往有浮雕的人物，各時代有不同風格，都極精美。佛教寺院中所保存的「金」，便是鐘、磬、爐、鼎之類，從它們的鑄造技巧上，可以考察歷代冶煉技術的進步。如北京大鐘寺的大鐘，明永樂年問造，鐘的內外都鑄有漢、梵經文，重約八萬余斤。法海寺的鐘，明正統年間造，鐘內外鑄有梵文經咒。各地寺院常有宋、元、明時代的銅鐘或鐵鐘。這些都是極有價值妁文物。
佛教寺院的文物，大約可分為下列各類︰
第一、建築︰即古代建造的殿堂和塔。
第二、繪畫︰即前代畫家為寺院所作的各種繪畫，寺院的壁畫，以及各種繡畫、織畫、漆畫等。
第三、雕塑︰即寺院古代雕塑的尊像，以及各種金、石、玉、竹、木、骨、角、牙、陶、瓷等雕刻的器皿或藝術品。
第四、銘刻︰即一切金、石、玉、竹、木、磚、瓦等之有文字銘記的，碑刻、經幢等也屬于此類。
第五、圖書︰這一類文物在寺院中最為豐富，往往被忽略或輕視。所謂圖書，即完整的藏經和殘缺零本藏經，古版本佛經，其中常有珍貴的孤本或絕本。特別是抄本佛經和書籍，往往是極有歷史價值或研究價值的文獻。此外，寺院的譜錄、志書、檔案、戒牒、法卷、簡牘、以及音樂歌贊的譜錄，也都有歷史價值，應當保存。至于名人的法書、墨跡，珍貴的金石拓本，古刻經的版片，由東南亞國家傳入的貝葉經（應當確定其文字），也都屬于圖書之類。
第六、貨幣︰即古代的貨幣或鈔券。
第七、輿服︰即有歷史價值的衣袋、佩帶、冠履、飾物、絲棉麻織物和刺繡品。但是關于這些衣物的時代必須研究確切，決不可強加附會，致招譏嫌。如國清寺傳說的智者大師的袈裟，並不是隋代之物。應當考定其確切年代，辨別其真偽，才有歷史價值。
第八、器具︰凡是法器、樂器、儀器、家具等，如古代的櫥櫃、幾椅等類。
以上所舉的只是簡單介紹，未曾提到的還有很多，要在具體仔細的審查之中，正確分析，從時代和藝術上評定其文物價值，避免錯誤和浮夸，作好保護文物的工作。否則很可能把沒有文物價值的東西保留下來，而有文物價值的東西反被破壞了。佛教徒應當從愛國主義的精神出發，保護寺院中從古代遺留下來的文化遺產。
佛曲
佛曲是佛教徒在舉行宗教儀式時所歌詠的曲調。中國漢地佛曲的發展，是由梵唄開始的。梵是印度語「梵覽摩」之省略，義為清淨。唄是印度語「唄匿」之省略，義是贊頌或歌詠。印度婆羅門自稱為梵天的苗裔，因此習慣指印度為梵，如古印度文為梵文。梵唄就是摹仿印度的曲調創為新聲，用漢語來歌唱，首先創始的是曹魏陳思王曹植在東阿縣（在今山東省）的魚山刪治《瑞應本起經》，制成魚山唄。《高僧傳》（卷一五）中說這種唄「傳聲三千有余，在契則四十有二」。一契便是一個曲調，四十二契便是四十二個曲調聯奏。同時，吳國支謙據《無量壽經》、《中本起經》制成菩薩連句梵唄三契；康僧會傳泥洹唄。東晉建業（今南京）建初寺支曇 制六言梵唄。他的弟子法等于東安嚴公講經時，作三契經竟。嚴公說︰「如此讀經，不減發講。」便散席，第二日才另開題。可見當時雖有曲調，所歌唱的詞句卻就是經文。三契經便是歌唱三段經文。宋時有僧饒善《三本起》及《須大��》，每清響一舉，道俗傾心。齊時有僧辯傳《古維摩》一契。《瑞應》七言偈一契，最是命家之作。辯的弟于慧忍制《瑞應》四十二契。《樂府詩集》卷七十八雜曲歌辭有齊王融《法壽樂歌》十二首︰（一）歌本處，（二）歌靈瑞，（三）歌下生,（四）歌田游，（五）歌在宮，（六）歌出家，（七）歌得道，（八）歌寶樹，（九）歌賢眾，（十）歌學徒，（十一）歌供具，（十二）歌福應。每首均五言八句，顯然是歌頌釋迦如來一生事跡。現在雖不知其曲調，無疑是用梵唄來歌唱的。到了隋代由于西域交通的開展，西域方面的佛教音樂也隨之傳入中土。《隋書•音樂志》（卷十五）中記西涼音樂說︰「呂光、沮渠蒙遜等據有涼州，變龜茲聲為之，號為秦漢伎。魏太武既平河西，得之，謂之西涼樂；至魏周之際，遂謂之國伎。」又說︰「胡戎歌非漢魏遺曲，故其樂器聲調悉與書史不同。」所載歌曲中有「于闐佛曲」。《唐會要》卷三十也說︰「呂光破龜茲得其聲。」又說︰「天寶十二載七月十日大樂署改諸樂名，龜茲佛曲改為「金華洞真」；急龜茲佛曲改為「急金華洞真」。陳䉪《樂書》卷一百五十九敘「胡曲調」，記錄唐代樂府曲調有︰「普光佛曲」、「彌勒佛曲」、「日光明佛曲」、「大威德佛曲」、「如來藏佛曲」、「藥師琉璃光佛曲」、「無威感德佛曲」、「龜茲佛曲」、「釋迦牟尼佛曲」、「寶花步佛曲」、「觀法會佛曲」、「帝釋幢佛曲」、「妙花佛曲」、「無光意佛曲」、「阿彌陀佛曲」、「燒香佛曲」、「十地佛曲」、「摩尼佛曲」、「甦密七俱陀佛曲」、「日光騰佛曲」、「邪勒佛曲」、「觀音佛曲」、「永寧佛曲」、「丈德佛曲」、「娑羅樹佛曲」、「遷星佛曲」，凡二十六曲。這些佛曲在當時寺院中舉行宗教儀式時如何實際應用，現在已無資料可考。現存的唐代佛教歌贊資料有善導《轉經行道願往生淨土法事贊》、《依觀經等明般舟三味行道往生贊》和法照撰的《淨土五會念佛誦經觀行儀》、《淨土五會念佛略法事儀贊》。這些贊文都是五言或七言句，間用三、四三言句。每首贊後有和聲，和聲的詞一般是三字。法照所用和聲有五字的。首唱者為「贊頭」，和聲者為「贊眾」。所用曲調，疑仍是梵唄的聲調。唐代變文也多是七言句和五言句，間有三、三、四言句的，有的注有「平」、「側」字樣。「平」是平聲調；「側」是仄聲調，但其曲韻當與善導、法照所撰贊文相同，也是梵唄的音韻，敦煌經卷所載唐代佛曲有《悉曇頌》、《五更轉》、《十二時》等調，內容多半是贊嘆大乘教理、贊嘆禪宗修行、贊嘆南宗頓門等。但是，這些曲調的實際應用情形也還難以考定。
宋代流傳下來的，如宗鏡禪師撰《銷釋真空科儀》，普明禪師撰《香山寶卷》也都是七言句的歌辭，其中尚未有曲調。元中山人劉居士所撰《印山偈》、《觀音偈》、《菩提偈》，其中有「側吟」、「平吟」、「自來吟」，都是七言四句或八句偈，中間加有「臨江仙」曲調。自從元代南北曲盛行以後，佛教的歌贊全采用了南北曲調。明成祖于永樂十二年至十八年（1417一1420）編《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名稱歌曲》五十卷，就是采用南北曲的各種曲調填寫的。其中前半部是散曲，後半部是套曲。散曲中有「普天樂」、「錦上花」、「鳳鸞吟」、「堯民歌」、「慶原真」、「醉太平」、「喜江南」、「青玉樂」、「梅花酒」、「喜兒心」、「早香詞」、「叨叨令」、〔聖藥王」、「寄生草」、「梧葉兒」、「畫錦堂」、「梧桐」、「滴滴金」、「王嬌枝」、「絳都春」、「畫眉序」、「駐馬听」、「步步嬌」、「園林好」、「沈醉東風」、「彩鳳吟」、「聲聲喜」、「桃紅菊」、「錦衣書」等三十曲。但是這些歌曲並未通行。
現在一般佛教音樂中所用的南北曲調，近二百曲。通常用的是六句贊，它的曲調是「華嚴會」。此外書贊還有多種，如「掛金鎖」（戒定真香）、「花里串豆」（心然五分）、「豆葉黃」（戒定慧解脫香）、「一綻金」（香供養）等。十供養贊有三種調︰一「望江南」（香供養）、二「柳含煙」（虔誠獻香花）、三「金學經」（戒香、定香與慧香）。三寶贊和十地贊的曲調是「柳含煙」，西方贊的曲調是「金磚落井」，開經偈的曲調是「破荷葉」。此外，「寄生草」、「浪淘沙」二調也是最常用的。
此外，在個別地區的佛寺中，如四川峨眉、山西五台、陝西西安、河北蔚縣、福建福州等地，保存著自元明流傳下來的曲調。這些佛曲都是采用唐宋的燕樂風格或元代曲調而編成的，其中包括詞譜、曲譜、南曲、北曲、佛曲、俗曲，並且有不少民間失傳的曲譜。因此，佛教界應當珍視這些佛教樂曲，不但要把這些曲譜保存下來，而且更應傳習和整理，使之流傳下去，以豐富我國的音樂。
變文寶卷
唐代寺院中盛行一種「俗講」、日本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中說︰「當時長安有名的俗講法師，左街有海岸、禮虛、齊高、光影四人，右街有文漵及其他二人，其中文漵最有名。」趙 《因話錄》說︰「听者填咽寺舍，瞻禮崇拜，呼為和尚。教坊仿其聲調，以為歌曲。」段文節《樂府雜錄》說︰「其聲宛暢，感動里人。」《盧氏雜說》（《太平廣記》卷二○四引）里曾說︰「唐文宗采文漵講聲為曲子，號『文漵子』。」可見俗講是用說唱體的俗講話本，叫做「變文」；其自己編寫的說唱文字以演繹經中義理的，叫做「講經文」。至于將經中故事繪成圖畫的，叫做「變相」。講唱變文或講經文，也叫作「轉」。「轉變」時也可展開「變相」，使听者易于了解，更受感動。敦煌寫經中的《降魔變文》，敘舍利弗降六師的故事，其卷子背後即畫有舍利弗與勞度差斗聖的變相（此卷現藏法國巴黎博物館），每段圖畫都和變文相應。其後逐漸發展，俗講中也采納一些民間傳說和歷史故事，如《舜子變》、《伍子胥變》、《王昭君變》等。更後則此等俗講不限于俗講法師，而民間藝人也可以唱變文了。《全唐詩》載唐未吉師老《看蜀女轉昭君變》詩說︰「檀口解知千載事，清詞堪嘆九秋文。翠眉顰處楚邊月，畫卷開時塞外雲」。這就說明當時已有婦女用變相、變文合起來清唱王昭君故事的事實了。
變文的唱詞，一般是七言為主而間雜以三言，也有少數間雜五言或六言的。說詞是散文白話，也有用當時流行的駢體文來描述人情、形容物態的。如《降魔變》、《維摩經變》等，文采極為圓熟純煉，流利生動。往往從數十字經文而渲染夸張成為千數百字，其體制的宏偉，描述的活潑，詞藻的絢麗，想像的豐富，誠可為俗文學中的杰作。其中不少的作品包含有濃厚的生活氣息，如《目蓮變文》顯出偉大的母子之愛，而描寫地獄的恐怖，正是以封建社會中階級壓迫的現實生活為基礎的。這些作品在當時達到了鼓舞人民同黑暗現實作斗爭的勇氣和信心。講唱變文或講經文，既是說唱體制，唱時似乎有音樂伴唱。變文唱詞中往往注有「平」、「側」、「斷」等字，可能是指唱時用平調、側調或斷調而言。變文也有只是散文體，有說無唱的，這大概不須音樂為伴了。
自宋真宗時（998一1020）明令禁止僧人講唱變文，其後這些變文的作品便逐漸失傳了。直到1900年在敦煌石室發現唐人寫經，變文才發現出來。現在《敦煌變文集》匯集敦煌經卷中所存的變文七十八篇，是研究變文的豐富資料。
在宋代講唱變文既被禁止，同時禪宗又特別興盛，由于群眾對于這一文字的愛好，于是僧人講唱便以另一形態出現于瓦子的講說場中。這時有所謂「談經」的，有所謂「說諢」的，有所謂「說參請」的。吳自敏《夢梁錄》卷二十說︰「談經老謂演說佛書，說參請者謂賓主參禪悟道事，又有說諢經者。」周密《武林舊事•諸色技藝人》條記︰「說經、諢經，長嘯和尚以下十七人」。所謂「談經」等，當然是講唱變文的發展。可惜宋代這些作品今巳失傳，難以詳考了。
再後便由談經、諢經發展成為「寶卷」。也可以說「寶卷」是變文的嫡派子孫。現在通行的寶卷中以《香山寶卷》為最古，是宋徽宗崇寧二年（1103）普明禪師作。但是宋時談經是否即以寶卷為話本，還難以確定。此外有《銷釋真空寶卷》是講說《金剛經》的；《目蓮救母出地獄升天寶卷》，顯然是《目蓮變文》的發展。這兩種現存有元明人抄本，可見作品是很早的。然而寶卷文學卻遠不如唐時變文文學的恢宏絢爛。特別是明末會道門利用寶卷作為宣傳工具，于是寶卷的內容就更加低落。降至清代，一般寶卷都是宣傳封建迷信，內容既極為庸俗，文字也無足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