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婁迦讖（約二世紀）
支婁迦讖簡稱支讖，是後漢桓帝末年（公元１６７年頃）從月支來到洛陽的
譯師。他通曉漢語，除了獨自翻譯而外，有時還和早來的竺朔佛（一稱竺佛朔）
合作。他譯經的年代是在靈帝光和、中平年間（１７８—１８９），比安世高稍
遲，譯籍基本上屬于大乘，內容廣泛；可見他的學問廣博，思想細致，但他後來
不知所終。
支讖所譯佛經究竟有幾種，因當時無記載，很難確定，晉代道安著述經錄時，
見到的寫本，年代可考的只三種︰１．《般若道行經》十卷（光和二年，即１７
９年譯）。２．《般若三昧經》二卷（現存本三卷，譯年同上）。３．《首楞嚴
經》二卷（中平二年，即１８５年譯）。其中《首楞嚴經》一種，現已缺佚。另
外，從譯文體裁上比較，道安認為像支讖所譯的還有九種︰１．《阿 世王經》
二卷，２．《寶積經》（一名《摩尼寶經》）一卷，３．《問署經》一卷，４．
《兜沙經》一卷，５．《阿 佛國經》一卷，６．《內藏百寶經》二卷，７．
《方等部古品曰遺日說般若經》一卷，８．《胡般泥洹經》一卷，９．《孛本經》
二卷。其中後三種現已缺佚。又支敏度《合首楞嚴記》里提到而為道安所未見的
還有一種︰《 真陀羅所問寶如來三昧經》一卷。
總計支讖譯籍現存九種，缺本四種。僧 《出三藏記集》依據《別錄》加了
《光明三昧經》一卷，這是支曜譯本的誤記。費長房《歷代三寶記》又依各雜錄
加了《大集經》等八種，也都出于附會，不可信。
支讖譯籍里比較重要的《般若道行經》和《般舟三昧經》，原本都由竺朔佛
傳來，支讖為之口譯。以支讖學識之博，這兩種佛經也應該是他所熟悉的，因此
譯功專歸于他，並無不可；但從費長房以來，經錄家都說竺朔佛也曾翻譯這兩種
佛經，就未免重復了。那時候的翻譯，因有安世高為先導，遣詞造句都已取得一
些經驗，譯文比較流暢，讀來有“審得本旨”之感。不過翻譯的總方針依然是隨
順佛說，了不加飾，要求盡量保存原本面目；就是在譯文結構上做了一些“因本
順旨、轉音如己”的工夫也是極有限的。所以後人辨別他的譯文仍用“辭質多胡
音（即多用音譯）”為標準。
支讖譯籍的種類恰恰和當時安世高所譯的相反，幾乎全屬大乘，可說是大乘
典籍在漢土翻譯的開端。支讖的譯籍反映了龍樹以前印度大乘經典流行實況。例
如，他譯的《寶積經》、《阿 佛國經》、《般舟三昧經》都是構成大部《寶積》
的基層部分。《道行經》是大部《般若》的骨干。《兜沙經》又屬于大部《華嚴》
的序品。可見印度的大乘經典開始就是向境、行、果各方面平均發展的。還有支
讖譯出的《阿 世王經》（異譯本題名《文殊普超三昧經》，道安經錄說它出于
《長阿含》不確）、《問署經》（也作《文殊問菩薩署經》）、《內讖百寶經》、
《首楞嚴三昧經》，都以文殊為中心，發揮“文殊般若”的法界平等思想。這些
方面暗示出文殊對于大乘傳播的重要關系，也屬寶貴資料。
對于以後義學發生影響最大的，莫過于《道行經》。這因為大乘學說本來以
般若的緣起性空思想為基礎，由于這部經的譯出便有了趨入大乘的途徑。又因當
時思想界有道家的“無名為天地始”等一類說法，恰好作了接受般若理論的準備，
也就是通過這類思想使般若理論更快地傳播開來（如在支讖的譯文里譯“波羅蜜
行”為“道行”，譯“如性”為“本無”等，都是借用道家思想來傳播般若的）。
從此《道行》成為研究佛家學說特別是般若理論的入門之籍。只因它譯文過于簡
略，好多義理難得徹底了解，引起了朱世行的西行求法，與《道行》同源異流的
《大品般若》（魏晉的義學家都將《大品般若》看作《道行》的母本）也陸續有
各種異本的譯傳。這就豐富了般若學說的內容，但《道行》始終受到重視。
在支讖從事譯經的年代中，有一批月支的僑民數百人入了中國籍（見《出三
藏記集》卷十三《支讖傳》）。月支人信仰佛教較早，他們依照原來的習俗，立
寺、齋僧，舉行各種宗教活動。其中有支亮（號紀明）從支讖受業，發揚了支讖
的學說。佛學的初傳雖然依附了道家，使它外觀混同于方術，可是在已入漢籍的
月支民族中仍舊保持其傳統和特點。這對後來佛學傳布而逐漸接近真相，起了相
當作用。（呂辺@ /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