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台北市吳興街底山邊的松山寺，是一九五七年，由南岳來台的道安法師，在他的弟子靈根法師協助下所創建的。初僅木屋三椽，慘澹經營，數度擴建，始有日後之規模。道安法師曾辦有大專佛學講座、中華佛學研究會、《獅子吼》雜志、台灣印經處、中國佛教會文獻委員會等佛教機構，對佛教文化殊有貢獻。道安法師于一九七七年示寂，後來在靈根法師手中，興建了一座“道安紀念圖書館”，藏書頗富。
道安法師俗家姓傳，名錫 ，湖南省祁陽縣人，清光緒（一九 七年）丁未歲十一月十七日出生。他家住在祁陽縣四靖鄉，祖上世代業農，是以耕讀傳家的中產之家。他的父親達東公，中年改業經商，往返于滇、黔、蜀、桂、粵、贛、鄂、浙諸省，以此得藉機游歷名山大川，因時而寄宿寺院，親近高僧，預聞法義，因而信仰了佛教。
道安自幼聰穎過人，五歲啟蒙，由四書五經，循序就讀。十歲轉學于陶氏私館，從陶宗杰先生受學，由此接觸到新學。十二歲時慈母見背，以達東公經商在外，道安及二幼妹，皆賴他伯母撫養。早年讀到《朱子語錄》及韓愈闢佛之文，對佛教印象不良。後來偶然讀到《海潮音》月刊，及《釋迦應化事跡》等佛書，對佛教看法有了改變，對佛陀產生了崇拜向往之情。十七歲時，祈陽一帶時疫——傳染病流行，死人無算，他的大伯母、二伯父、二伯母亦相繼棄世，使道安深切感受到人生無常、生離死別之苦。
道安十九歲時，岐山仁瑞寺的高僧楚寶上人，到四靖鄉他們的村子中，每晚于村中廣場演說佛法。道安也隨眾听講，領會頗深。楚寶上人于講經圓滿之夜，接受信眾皈依，道安即皈依于上人座下，成為一名年輕在家清信士。一九二六年，是年道安二十歲，正是國內軍閥割據，內戰不休的時代；道安見時局混亂，民不聊生，益發感到塵世如夢如幻，人生是大苦聚；是年除夕，他向父親達東公陳述欲求出家之意。達東公語道安曰︰“你年紀輕輕，就有此志，我對紅塵也沒有甚麼留戀了，不如我們一起入山吧！”
父子二人議定，即立卷把所有的動產、不動產，悉數贈與他大伯父。數日後設下春宴請親友到場，達東公即席宣布，父子二人將同時投入寺院出家。此語一出，舉座嘩然，親友中的長輩多指責達東公，說他年近五十，出家猶有可說，怎能令他的獨子一同出家，置祖先宗祠于不顧？達東公亦不加辯解，只說自己決定離俗，兒子是否出家，由他自行決定。正月十五日，父子二人拜別祖先，並向村中族人辭行，離家而去。
父子二人到了衡陽，投向岐山仁瑞寺，謁見楚實上人，說明希望出家的心願。因為仁端寺是十方叢林，不能收剃度弟子，楚實上人乃陪同二人，到祁陽紫雲峰佛國寺，介紹給他的剃度師常悟長老，常悟長老代他弟子養宣收徒（養宣時在上海弘化），為道安剃度，並為之授沙彌十戒。至于道安的父親達東公，則禮夙緣長老為師而披剃。道安自此在佛國寺研讀佛學典籍，及學習焰口唱念、水陸儀規等。是年八月，赴衡陽北門的大羅漢寺受具足戒，得戒和尚為廣證法師。得戒後，仍回佛國寺過冬，修學《法華》、《楞嚴》、《維摩》及《六祖壇經》。日則研讀經典，夜則禮佛千拜，勤苦精進，心無旁鶩，多年喘癥，也不藥而愈。
翌年正月，道安辭師別祖，赴岐山仁瑞寺住禪堂，親近大空、禪靜、明��、明德諸禪師，每日晨四時至晚九時，浸沈于禪法大海中，三年如一日，身心輕安，粗重習氣盡除。時長老師公常悟長老為寺首座。長老參修極勤，每遇長老講禪宗公案，深感無所根據，在大眾歇息之後，悄悄以香火（大型線香）照讀。苦研祖師語錄，追究出處。法師在《修持講座》中，也曾談及這段修行經驗︰
“記得民國十六年，我住在岐山仁瑞寺的禪堂里，這里有七百多僧，各種修行的人都有。我除了每日隨眾行香、坐禪、參話頭外，晚上不願空過，不願再抱臭尸臥”。
一九二九年，道安二十三歲時，在仁瑞寺被委任為客堂知客，但心中不離參究工夫，工作之暇，仍入禪堂參禪。1930年正月十五日，那年二十四歲，長老乃決心辭知客職。十六日清晨，赴南岳衡山之祝融峰。祝融峰，為南岳七十二峰之首，與峰對峙有龍池，狀似蓮花台座。中有一小石洞，洞內縱橫各約二十尺，高約十尺，人跡稀少，是用功的好處所。長老居洞面壁，窮究己躬下事。初以苦菜、黃精、松子、杜鵑花充饑。半年後，自種之山芋、蕃薯方可供食用。“寂靜阿蘭若辦道，工夫較著力，頓感身心輕安，得未曾有。閑常身心世界，一齊脫落，不復知有飲食，及行住坐臥，處于大死境界者亦常有之。”
道安在祝融峰獨居年余，一日，有祝聖寺佛學講習所的學僧登峰采筍，與道安相遇，告以講習所授課的情形，他乃決定進入講習所研究教理。是年七月下了祝融峰，到南岳鎮祝聖寺報名，考試入學。講習所教授陣容堅強，有靈濤、善因、空也、鐘明、明真諸大德。道安在所三年，學力大進，同時也受到靈濤、善因等老法師的器重，認為他是未來的佛門法將。
一九三四年，是年安師二十七歲，應廣西佛教界人士之請，到廣西桂林弘法。廣西佛教，根基素薄，加以長期內戰，民生凋蔽，各地寺宇，大多頹廢不堪，且除少數寺院有正式僧尼外，其余多為先天教或齋教所佔用。而民間信仰，也多以齋教為主。道安法師抵廣西後，先後在桂林的祝壽寺、棲霞寺、月牙山寺，及柳州、南寧、梧州等地，講經說法。經過一年多的宣化，民間始知有正信佛教，許多齋教徒也都皈依了佛教。當時駐防柳州的某軍長，虔信佛教，他率軍部官兵，在道安法師的主持下，集體皈依三寶。一九三五年秋，以南岳師友催促，道安回到南岳，受聘為南岳佛學院教席，講授《攝大乘論》、《大乘起信論》、《成實論》，翌年繼授《俱舍論》，自編《俱舍講義》八大冊，開南岳佛學院之創舉。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寇侵華軍興，安師仍在南岳佛學院授課。一九三八年，日寇軍機轟炸後方城市，貧民無辜受害者極伙。道安法師在南岳發動僧侶，組織“南岳僧侶救護隊”，當時南岳的五大寺紛紛響應。安師在僧侶中選得一百二十人，施以救護訓練，他自己擔任大隊長。每遇日寇軍機空襲，即攜帶擔架，出動救護。這項工作，深得地方好評。一九三九年，戰事逼近南岳，佛學院停課。是年下半年，復應廣西佛教會之請，到桂林講經。廣西省佛教會設于桂林，會長萬少石居士，原在上海執律師業，信仰佛教，顯密兼修。抗戰開始後返回桂林，組織佛教會。他對道安法師十分尊敬，道安抵桂林，在佛教會開講《維摩詰經》，一月圓滿，皈依者一百七十余人。其中有省府秘書兼桂林區稅捐區長黃昆山夫婦，以後對道安法師的弘法事業協助頗多。翌年正月，佛教會改組為中國佛教會廣西省分會，改選理監事，道安法師當選為理事長。
一九四四年春，衡陽的十方佛國寺，迎請道安法師出任住持，他由桂林返回湖南，到衡陽佛國寺晉山升座。是年六月，日寇攻陷長沙，包圍衡陽，道安法師避難到柳州，他藉機行腳參訪，游雲南、貴州、四川各省，參訪歷史名�x，諸山長老，游覽佛教勝地，至一九四五年五月，始返回桂林。桂林曾一度淪陷，是時收復未久，城內斷瓦殘垣，荒草過膝，人跡稀少，無限淒涼。幸而他一手創建的廣西佛教會會館無恙，稍覺安慰，乃重新開展會務，整理會籍，吸收新會員。未幾，日寇戰敗，無條件投降，外省人士復員還鄉，佛教會會員的人數銳減。是時，太虛大師主持“中國佛教整理委員會”，聘道安為委員。一九四六年春，道安法師應廣州信眾之請，離開桂林到了廣州，協助寬鏗和尚接收六榕寺，並在寺內講經；五月應虛雲老和尚之邀，到南華寺籌設“南華戒律學院”，為時未幾，南岳諸山派代表到了南華寺，請他回山，道安法師乃于是冬回到南岳。
一九四七年元月，道安法師受請繼任南岳首�x聖寺住持，兼佛學院院院長。他計畫重建祝聖寺在日寇侵略時被炸毀的禪堂、寮房，並擴充佛學院。唯以受內戰影響，未能一一實現；是年夏間，湖南省佛教會改組，道安法師以眾望所歸，當選為理事長。一九四八年，他計畫創辦一所“私立南岳覺民大學”，商之于前湖南省長，時任省議會議長的趙夷午（恆惕）老居士，趙夷老頗為支持他的計畫，首捐湖田三千畝，黃金百兩，銀元千圓為之倡導，並于一九四九年元旦成立了董事會和籌備處。唯以內戰日亟，大局糜爛，未幾，這項大計畫也就成為了泡影了。是年五月，戰事逼近湖南，安師于端午節前夕，在祝聖寺召開寺務會議，作應變措施。他把寺務妥為安置，端節之後，攜同佛學院學生靈根，輾轉南下，抵香港避亂。
道安法師在香港住了三年多，平常在妙覺園為信徒講經，也常寫些弘揚佛法的文章，在《華僑日報》上發表。一九五二年，他和台灣方面聯絡，申請赴台。當時台灣入境極為困難，由他的在家弟子李執中居士多方奔走，後來趙恆惕居士也出面幫忙，年余後他和靈根申請到了入台證，于一九五三年二月抵達基隆。這時慈航法師在汐止彌勒內院聚眾講學，聞知道安法師抵台，立刻把他接到彌勒內院；八月，安師在汐止靜修院開辦“靜修佛學研究班”，自任主講。一九五四年五月，慈航法師示寂，安師出面組織“慈航法師永久紀念會”，籌備編印《慈航法師全集》，一九五五年《全集》出版。
慈航法師圓寂後，道安法師有意自建精舍，唯因緣不具，歷經曲折，最後擇地于台北市三張犁的半山坡上，打算籌建松山寺。在建寺之前，並先塔蓋了一處茅篷，為臨時卓錫之所。以後數年，安師一方面興建松山寺，一方面為了紀念慈航法師，打算創設一所“慈航中學”。一九五九年，先成立了“慈航中學籌備委員會”，一九六 年正式建校，申請立案，擔任創辦人兼董事長，聘請甦芬居士擔任校長。這一所學校，先天不足，後天失調——學校在五堵附近的山坡上，地點偏僻，交通不便，設備也不夠充實，招生自然不理想。而最大的致命傷，是建校經費不足，學校一開始就債台高築，教職員全是學校的債權人。學校人事也不安定，六年之中換了七位校長。為了慈航中學的債務，那幾年真使他焦頭爛額，為“跑三點半”而疾于奔命。最後在無力維持的情況下，把學校讓與慧岳法師接辦，而他自己卻已為這所學校背下了數百萬圓的巨額債務。這些債務，後來由靈根法師為之一一清償。
那些年，安師除了辦學校招來的困擾外，在社會上他卻是“道譽日隆”，一九六一年他出任台北首�x善導寺住持，並接辦了由朱鏡宙居士創辦的“台灣印經處”，一九六二年他把早年在廣西創辦的《獅子吼》月刊復刊，一九六三年當選為中國佛教會第五屆常務理事，以後第六、七、八屆，均再度當選連任。一九六四年，兼任碧潭大佛寺主持，一九六五年擔任中佛會華僑僧伽代表弘法大會副主委，及美國華僧代表團團長。這以後，又擔任中華學術院研究員，中國文化學院哲學系教授，以及經常擔任各寺院傳戒的教授和尚、尊證和尚、羯摩和尚，經常到各種場合致詞、演說，及經常或代表中佛會，後受各國佛教團體邀約，出國到各地開會、訪問。所到之處，受到道俗的歡迎與尊敬。
一九七一年，是年道安法師六十五歲，受日月潭玄奘寺護法委員會（主任委員趙夷午老居士）之聘，出任日月潭玄奘寺住持；是年三月二十一日晉山升座，各地前往致賀的政要名流、緇素四眾，為數在三千人以上，這該算是道安法師聲望最高的時候。
繼而于一九七二年，應屏東的東山寺住持天機法師之請，擔任東山佛學院院長，他事繁不克經常到院，院務由教務主任晴虛法師分勞代理。一九七三年組織中日佛教關系促進會，任會長。一九七四年三月，應善導寺董事長孫張清揚居士之請，再度出任善導寺住持，同時仍擔任著玄奘寺住持；同年，他在松山寺開辦“大專佛學講座”，以後年年舉辦。一九七六年，他出版了幾本重要著作，包括著《中國大藏經翻譯刻印史》、《中國大藏經雕刻史話》、《二力室文集》一至三集。
在這幾年內，道老年年出國開會、訪問，如一九六八年五月，出席世界佛教徒友誼會在曼谷召開的文教會議，會後訪問新加坡，馬來西亞三個月。一九六九年六月，出席在越南西貢召開的世界佛教徒服務國際大會；同年出席在泰國曼谷召開的東南亞文化會議；十一月應瑞今法師之邀，赴菲律賓弘法，講經于馬尼拉、宿務等地，翌年三月始返回台灣。一九七一年元月，赴泰國曼谷參加泰國僧王葬禮；十月出席在韓國漢城召開的世界佛教領袖會議，當選為憲章委員會主任委員。一九七四年四月，組織訪問團赴日本，參加該國曹洞宗大本山總持開山住持的紀念法會。八月出席在泰國舉行的中華佛教研究會議。一九七五年，應邀率團參加日本的“日華關系協會成立二周年慶祝會”，十月應邀參加日本靈友會新建釋迦殿落成慶典。此外，各寺院傳戒，也免不掉請道老擔任尊證、教授、羯摩和尚。
一九七六年，是年道安老法師年七十歲。他自幼有氣喘病，時發時愈，但並未根治，而他也未把健康的問題放在心上；終于在是年年底十二月二十九日，在松山寺方丈室內，夜間起來，跌倒在地，導致中風。次晨始為人發覺，急送到醫院治療，數日後病情好轉，一九七七年的元月六日，是他七秩大慶，四眾弟子到松山寺為他拜壽，他尚扶病回寺，在輪椅上致謝詞。而回到醫院不久之後，病情惡化，延至元月二十一日凌晨舍報生西，世壽七十一歲，法臘五十一年。
道老生前勤于寫作，著述豐富，唯在大陸時期者均已散佚，在台灣撰著的《中國大藏經翻譯刻印史》、《中國大藏經雕刻史話》、《二力室文集》三集，及日記多冊，由靈根法師主持編輯為《道安法師遺體集》，凡十二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