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了時間等種種的困難，對于道家與道教的講述，只能擇其較為重要的，簡介十之一二，以供研究者的參考而已，如要求其精詳，非一二百萬言，不能以盡道家、道教與中國文化的內容。在開始的時候，已經講過形成道教的來源問題，歸納它有四個原因︰（1）淵源于道家學術思想。（2）發生于政治社會的演變。（3）促進于外來宗教的刺激。（4）基本于神秘學術的迷戀。關于第一個原因的內容大概，講到目前為止，暫且告一段落。如要從魏、晉以後，經隋、唐、宋、元、明、清的發展而講到現在，那就不勝其繁，短期無法結束，現在需要簡明扼要地講述第二個原因，以便暫做收場。
（一）漢末道教形成的因緣
如要了解兩漢道家的學術思想，如何一變而形成道教的原因，必須要留心春秋、戰國到秦、漢以來政治與社會的演變趨勢。當戰國時期，由六、七百年來的周代政權與封建政治制度，因為歷史現實環境的影響，與文化思想的轉變，春秋王制，幾已破壞無遺。由春秋到戰國末年，四百年間長期大小戰亂的結果，不但形成政局的一片紊亂，尤其以農業立國的社會經濟基礎，也已零落殆盡，我們衡之歷史的成例，第當長期戰爭的結果，果然可以造成若干青史留名的人物，但只是留給後人的憑吊啼噓而已，如在長期戰亂的當時，必致民窮才盡。我所謂的"民窮才盡"，不僅是說社會的經濟崩潰，就是各種人才，也會因戰亂而一齊打光。大家都知道中國文化有名成語︰"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真正人才的造就，確是需要經濟穩定的社會背景做土壤，以長治久安的文化背景做肥料，才能培養得出來，然而每每累積若干年代，培養出各地的人才精英，算不定就在一個勝利，或一個失敗的戰爭中，隨流而沒。大家都知道，當戰國時期的吳、越戰爭中，在歷史上留下兩句名言，那就是越國的"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可是，這兩句話的真正價值；只能用在戰爭的兵源養成方面，卻不能完全適合于長期建國的功效上面，中國人對于歷史人物的經驗之談，卻有"老成謀國"與"英雄出少年"兩句尖銳對立的名言，確是缺一不可的明訓。
在春秋、戰國之間百余年中，自老子、孔子、墨子、莊子、孟子等人物，各自建立闡揚他們的學說思想以後，後起之秀，大多傳習相仍，反不如其初也。到了戰國末期，老、莊的思想，人于道家，他們學術精神，便成為介乎人世出世之間，可以出世，也可以人世的指導原則。孔、孟的思想，卻在一般知識分子中，扎下根基，完全趨向人世為人，做為精神行為的標準。至于墨子，開始出于道術，終而介乎道、儒之間而別走一路，遂與燕、趙、秦、晉的游俠精神結合，逐漸形成平民與貴戚社會之間特殊社會的變相。到了秦始皇蓄意並吞六國，要想達到統一局面的前期，天下才智勇力之士，都集中于縱橫謀略的途徑，競相奔走權門以謀取功名，可是，到了最後，如甦秦、張儀一流的人物，也已逐漸減少，只有如李斯一流，便已足當大任，那得再能有向上一路的人才產生呢？但是坐議立談，號稱為儒家的儒生，與拔劍而起，介乎道、墨之間的游俠，仍能在一般社會中，隱然具有作用，所以在李斯的朋友韓非的觀念中，便提出︰"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的忌諱言論了。然而韓非果然看到了這種民間社會風氣的趨勢，但是他不知道造成時代風氣的原因何在？更不知道這是只能疏導，不可遏止的大勢所趨，他公然犯時代趨勢的大忌，要想一一繩之于法，即使不遭李斯等人的所嫉而早死，縱然得志行法，也必會遭遇到猶如商鞅的結果。後來秦始皇用嚴刑峻法，罷斥儒、墨（俠），而治新興的天下，但終以嚴刑峻法，而為儒、快合作的新興力量所推翻。總之，此中大有玄微，而存有歷史政治哲學的妙用，希望學者自己留心去研究發掘。
漢興以來，自劉邦平定天下稱帝的初期，儒生因有住王興治之功，已經在政治上佔得一席重要的地位，以後只需"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便可立身仕途，自有進身之路，所以在朝廷與儒士之間，彼此相處，已很融洽。而在社會游俠方面，還是隱然存在著東西南北等五道的潛在力量；如朱家、季布一流，為彰明較著的人物，其余，默默無聞于草澤之間，安分于法外的，還是不少。可是漢高祖起自民間，他自己也來自游俠群中，深知彼此相處無事之道，所以終漢高之世，特殊社會的游俠分子，對于漢高，甚之，還有深厚的好感與擁護的熱情。到了高級公子哥兒的太子出身的漢武帝手里，便完全不同了，漢武帝不像他的曾祖父劉邦那樣豁達世故，對于民間社會的游俠，大有厭惡的心理，所以他會公然地殺掉郭解，以立其威信，但是游俠中人，也從此寒心隱通，漸漸便與道家者流互通聲氣，形成西漢末年亂源的力量。到了東漢末代，因為歷史社會的演變趨勢，簡直變本加厲，便與方外的道士合流，造成漢末三國初期，借用旁門左道以稱兵倡亂的形勢了。
其次，便是兩漢儒生進入仕途後，所造成的權門閥閱的門第風氣，到了東漢時期，權門閥閱，聲氣相通，就以清議榆揚為手段，而霸佔了漢末的選舉取士的要津，使有才氣的真才實學之士，既不肯巴結權勢，又不屑于奔競宦途與學閥之間，便退而隱遁，走入介乎人世與出世之間的道家路線，逐漸形成漢代社會，另有遠處方外道士的一群形態。東漢末期這些方外的道士群，已具有後來佛教傳入以後，出家為僧的比丘，與印度婆羅門教士的雛形，他們的思想精神，大半是有所激發，或遺憾人生世事而致此，相同于周、秦以前的"隱士"思想。至于唐、宋以後，佛教出家的男女僧眾，與道教出家的男女道士，已經普遍存在，等于是法定所公認的遺世而獨立者，既不完全受帝王政制的約束，只在普通法律以外，另有其合法的地位；在中國歷史上，自南北朝、隋、唐以後，僧道不拜帝王，只須長揖為敬的儀禮，已經成為不必明文規定的慣例。因此，過去所走高隱遠蹈的路線，到了唐、宋以後，不須再有迂回，只要退避現實，進入佛教為僧，或道教做道士，便可笑傲山林，把玩風月，遠離時累了。所以宋代王安石說的，五代的杰出人才，大都人于禪林，不與世事的論調，也是大有道理的。東漢未期的朝野社會，當然有許多累積的原因，造成三國時期的亂離局面，但我們現在站在道教立場來講，只簡單扼要地舉出上面一二個因素，藉以說明自張道陵所創初期道教的雛形——五斗米道的經過，實是兩漢以來讀書知識分子，受到時代社會環境的刺激，因此而起為無言的抗爭，便建立他們自己精神王國的道教了。
張道陵，在東漢末期，本來也是一個讀書分子，因為不得志于當世，便客居于四川，後來他學道于鵲鳴山中，有了心得，便自造作道書，開創畫符念咒道教符 派的先聲。陳壽在《三國志•張魯傳》中，很含糊地說︰"祖父陵客蜀，學道鵠鳴山中，造作道書，以惑百姓。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號米賊。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魯復行之。益州牧劉焉，以魯為督義司馬，與別部司馬張修，將兵擊漢中太守甦固，魯遂襲修殺之，奪其眾焉。""子灣代立，以魯不順，盡殺魯母家室，魯遂據漢中，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我們讀了《三國志》有關于張道陵與他的孫子張魯的記述，對于張道陵一系道教的起源，在宗教史上，並無宗教神聖光榮的一面，甚之，只有使人鄙視；當然，關于五斗米道的學術內容，陳壽是外行人，沒有詳細提起，可能也根本無法了解，他說到張魯秉承他祖父張道陵的遺教，是以"鬼道教民"，那倒是五斗米道符 派的事實，因為這一派的符咒，都是用于驅神役鬼的作用上，對于形而上道方面，並不高明。我常懷疑，周、秦之際方士修煉的方術，以及秦、漢以後，道教符 的興盛，是否都有與印度婆羅門教，與瑜伽術派的法術互相影響，實在很難斷言；而印度婆羅門的沙門（出家人），在秦始皇時代，已經與中國通往來，那是有資料可查的事實，而且符 的形態，有若干與上古梵文的寫法，大有相同之處，可是這些問題，暫時也把它算在題外文章，不去管它。我們再看張魯當時在漢中所行"以鬼道教民"的地方政治形態，卻是中國的政治史上，漢末地方宗教政治之研究的好資料，也就是我在前面所說的漢末政治與道教，由于秦、漢的游俠精神，與兩漢不滿現狀的逃世方外之士相結合，造成建立精神王國道教的說明。如《三國志》所說，張魯在漢中的鬼道治民情形︰"其來學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號祭酒，各領部眾。多者為治頭大祭酒，皆教以誠信不欺詐，有病自首其過，大都與黃巾相似。諸祭酒皆作義舍，如今之亭傳。又置義米肉，懸于義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過多，鬼道輒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後乃行刑。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為治民。民夷便樂之。雄據巴漢，垂三十年。"後來張魯的地方治權，被曹操打垮，他投降了，拜為鎮南將軍，曹操待以客禮，"封間中侯，邑萬戶。封魯五子及閻圃等，皆為列侯。為子彭祖取魯女。魯薨，謚之曰原侯。子富嗣。"我們看了張魯實行五斗米道的簡短歷史，實在非常有趣而滑稽，足以反映三國當時地方政治紊亂的怪現象，但是他比黃巾張角號召起義的太平道，卻大有高明之處。如果陳壽所記的都是事實，那麼，張魯在漢中實行宗教性的地方政治，倒有近似"無為"之化，卻能稍有合于道德的措施。陳壽著《三國志》的見地與歷史筆法，當然遠不及于司馬遷，但是，他在張魯等傳記末了的評語，卻也中肯，如說︰"公孫瓚保京，坐待夷滅。度（公孫度）殘暴雨不節。淵（公孫淵）仍業以載凶。只足覆其族也。陶謙昏亂而憂死。張楊授首于臣下。皆擁據州郡，曾匹夫之不若，固無可論者也。燕（張燕）、繡（張繡）、魯（張魯），舍群盜，列功臣，去危亡，保宗耙，則于彼為愈焉。"他說張魯等人，倒能夠逆取順守，得保祖先子孫的宗祀，在當時群盜如毛，都是有始無終的亂世當中，比較起來，的確算是杰出的人物。然而陳壽還見不到張魯後世的子孫族類，竟能南遷于江西，歷宋、元以後，受朝野的尊敬，成為龍虎山正一派的張天師世家，累世備受寵封，可與山東曲阜的孔子世家相提並論，都成為中國文化世家巨室的特殊家世，一豈非他的先世張道陵的道術，應有豐功陰德的余蔭，才能如此嗎？
陳壽著的《三國志》，自有陳壽的立場和主觀，他筆下所述說的張道陵，等于是以"假道為騙"的術士，相反地，在葛洪所著的《神仙傳》中，便不同于陳壽的記載了。
如說︰
張道陵者，沛國人也。本太學書生，博通五經。晚乃嘆曰︰此無益于年命，送學長生之道，得黃帝九鼎丹法。欲合之，用藥皆靡費錢帛。陵家素貧，欲治生，營田牧畜，非己所長，乃不就。聞蜀人多純厚，易可教化，且多名山，乃與弟子入蜀，住鶴鳴山，著作道書二十四篇。乃精思煉志。忽有天人下，千乘萬騎，金車羽蓋，驂龍駕虎，不可勝數，或自稱柱下史。或稱東海小童。乃授陵以新出正一明威之道。陵受之，能治病，于是百姓翕然奉事之以為師，弟子戶至數萬，即立祭酒，分領其戶，有如官長。並立條制，使諸弟子隨事輸出米絹器物、紙筆、樵薪、什物等。領人修復道路，不修復者，皆使疾病。縣有應治橋道。于是百姓斬草除涵，無所不為，皆出其意。而患者不知是陵所造，將為此文從天上下也。
我們看了葛洪所寫的記載，便可了解陳壽記述張道陵的事實，不但簡要不詳，而且是有立場和成見的。張道陵的正一明威道術，到了晉朝，更有擴展，晉室的名公巨卿，朝野大族，都有信奉此道，例如王、謝等巨室，也都歷世信奉不衰，以書法著名的王羲之，便是此道中的分子。所以他手寫《黃庭經》，並不是專為習字而好玩的。
此外，我們再看葛洪所載張道陵在四川施行的教化，依照歷史文化的功績觀念來講，便會覺得他與文翁化蜀，同樣具有文化教育上的價值。
如說︰
"陵又欲以廉恥治人，不喜施刑罰。乃立條制，使有疾病者，皆疏記生身已來所犯之事，乃手書投水中，與神明共盟約，不得復犯法，當以身死為約。于是百姓計念，邂逅疾病，輒當首過。一則得愈，二使羞慚，不敢重犯，且畏天地而改。從此之後，所違犯者，皆改為善矣。"
在這段的記載里，述說張道陵化民成俗的方針，在于人人自覺自治，重廉恥，畏天命，行善舉為其重點，根據道家思想的"為政不在多言"，唯重實行的原則，那麼，張道陵這種措施，又何嘗是不對呢？陳壽所謂"故世號米賊"，是從曹魏政權的立場，因襲治權的正統觀念而來，並不全足取信。其次，關于張道陵個人修煉道術的經過。
如說︰
陵乃多得財物，以市合丹。丹成，服半劑，不願即升天也。乃能分形作數十人……行氣服食，故用仙法，亦無以易。故陵語諸人曰︰爾輩多俗態未除，不能棄世，正可得吾行氣、導引、房中之事，或可得服食草木，數百歲之方耳。其有九鼎大要，唯付王長。而後合有一人，從東方來，當得之。此人必以正月七日，日中到。具說長短形狀。至時，果有趙異者，從東方來，生平原相，見其形貌，一如陵所說。陵乃七度試異，皆過，乃授翝丹經。
這是說明張道陵所修煉的神仙道術，仍以外金丹的丹藥為主，以服氣、導引、房中等的內丹修煉的助伴，最後，仍以九鼎大要等道法的指歸。
至于所說七次試驗趙翝的道心，然後授以神仙道術，正是後世妄求學仙者先立道德根基的榜樣，如說︰
七試者︰第一試翝︰到門不為通，使人辱罵四十余日，露宿不去，乃納之。第二︰使翝于草中守黍驅獸，暮遣美女非常，托言遠行過寄宿，與翝接床。明日又稱腳痛不去，遂留數日，亦復調戲，翝終不失正。第三試翝︰行道忽見遺金三十瓶，翝乃走過不取。第四試翝︰令入山采薪，三虎交前，咬翝衣服，惟不傷身。翝不恐，顏色不變，謂虎曰︰我道士耳，少年不為非，故不遠千里，來事神師，求長生之道，汝何以爾也？豈非山鬼使汝來試我乎？須臾，虎乃起去。第五試翝︰于市買十余匹絹，付值訖，而絹主誣之雲︰未得。翝乃脫己衣，買絹而償之，殊無憚色。第六試翝︰守田谷，有一人往叩頭乞食，衣掌破弊，面目塵垢，身體瘡膿，臭穢可憎。翝愴然為之動容，解衣衣之，以私糧設食，又以私米遺之。第七試︰陵將諸弟子登雲台絕岩之上，下有一桃樹，如人臂，傍生石壁，下臨不測之淵，桃大有實。陵謂諸弟子曰︰有人能得此桃實，當告以道要。于時伏而窺之者，三百余人，股戰流汗，無政久臨視之者，莫不卻退而還，謝不能得。翝一人乃曰︰神之所護，何險之有，有聖師在此，終不使吾死于谷中耳。師有數者，必是此桃有可得之理故耳。乃從上自挪，投樹上，足不磋跌，取挑實滿懷。而石壁險峻，無所攀緣，不能得退。于是乃以挑一一擲上，正得二百二顆。陵得而分賜諸弟子各一，陵自食留一以待異。陵乃以手引翝，眾視之，見陵臂長三十丈，引翝，翝忽然來還。乃以向所留桃與之。食畢，臨乃臨谷上，笑而言曰︰趙異心自正，能投樹上，足不蹉跌。吾今欲自試投下，當應得大桃也。眾人皆諫，惟異與王長嘿然。陵遂投空，不落桃上，失陵所在。四方皆仰，上則連天，下則無底，往無道路，莫不驚嘆悲涕。惟翝、長二人，良久乃相謂曰︰師則父也，自投于不測之崖，吾何以自安！乃倒投身而下，正墮陵前。見陵坐局腳床，斗帳中，見翝、長二人，笑曰︰吾知汝來。乃授二人道畢。三日，乃還歸，治舊舍，諸弟子驚悲不息。後陵與翝、長二人，皆白日沖天而去。眾弟子仰視之，久乃沒于去霄也。初陵入蜀山，合丹半劑，雖未沖舉，已成地仙，故欲化作七試以度趙翝，乃如其志也。
我們讀了葛洪所寫這段張道陵授受道術的傳記，對于一般妄求長生不老之方的人士，應知有所反省。須知道家與道教所標榜的神仙可學，必以立德為先。後世的人，以價值觀念的小忠小勤，輕心慢心的意氣用事，妄求出世超人的道術，豈非緣木而求魚，哪有這種便宜的事呢？如果神仙不可學，就憑這種做人的德行為榜樣，以此為人處事，亦正是儒家所謂大人君子的風規，這樣的教化，又何嘗有害世道人心呢？拚命大罵其為異端不可學，似乎有欠公允。我們非常簡略地介紹了漢末道教形成的前因後果，便可大概了解秦、漢以後政治社會演變的關系，由道家思想促成道教建立的先聲。
（二）魏晉以後的道家與道教
我們初步了解了漢末的學術情況，與社會人心逃避現實的趨向，促使道家形成道教的情形，然後再來研究魏、晉人對于學術思想轉變的跡象，就有脈絡可循，不致憑空臆度了。漢末時期，朝野上下，受到政治、經濟、軍事種種的激蕩，社會的不安，隨時隨地呈現一片紊亂，因此應運而生的新創各種道術信仰，便能普遍傳開，深入各個階層，加上黠者利用游俠與知識分子不滿現實的情緒，縱橫牽扯，一拍即合，就形成三國時代的局面了。我們想要了解歷史文化的演變，必然不要忘記時代背景的影響，所以要講魏、晉時期的學術思想，必須要追蹤東漢未期學術思想的情況，然後才能了解魏、晉學術思想的原因。
我在講述佛教與中國文化的因緣中，曾經講到影響時代學術思想的重心，在于當權執政者的領導作風，當漢末及曹魏執政的先後階段，傳習儒家的經學，紹述孔、孟的遺教，除如鄭玄、盧植等少數的大儒，稍具規模以外，一般所謂儒生者，都以文學見長。如王粲等人，醉心于辭章的意境，其余濟濟多士，大多從事于救亡圖存的時事，或奔競于當世功名的途徑，即使從事學術思想，也都以見用于現實的世務為主，如研究科學而哲學的易經象數之學，也只有少數有志之士，肯在業余作部分專長的研究，如鄭玄的交辰，費直、荀爽的升降，虞翻的納甲等有數幾人而已。此外，如華佗的醫道，管輅的術數，尚有正統道家的遺風，至于以道家法術見長，如于吉、左慈等人，雖然名動公卿，影響人心至巨，但到底不能見重于士林，由此而知由漢末到三國時期，學術思想界的情形，正同當世的時事是一樣的紊亂。
曹魏時代，因曹氏父子擅長文學的關系，幃幄中的文士，亦多以文學見長，對于義理學術的探求，已經減色，到了魏、晉轉移的階段，少年貴冑的世家公子，如何晏、王弼之流，既不能做絮靜精微的學問工夫，又不能疏通知遠，于是，僅于思而不學的心得之下，便以老、莊思想來解釋《易經》；不但易經漢學傳承的原意，由此喪失，即如老、莊的思想，也從此大為變質。加以名公巨卿，世家大族們對于時勢國事，有心挽救而無力挽回，就與當時一般名士們群居終日，手把塵尾，清談玄理以逃避現實，等于任何一個世紀末期的人，趨向聲色歌舞、醇酒美人、玩牌跳舞，是同為時代頹廢的心理作用，因此以《易經》、《老子》、《莊子》為主的三玄之學，便應運而興，所謂清談與三玄，便是如此這般所造成。恰當那個學術思想中心無主的時代，又加西域佛學的名僧居士們，如支謙、支適等人，開始源源東來，灌輸般若談空，講論"神我""涅��"的思想，蔚為一時的風氣。在另一方面，受到衰亂頹風的影響，故作曠達而流于疏狂，如嵇康、阮籍、山濤、劉伶等人，便是受到這種世風刺激的犧牲者。
然而魏、晉之際，除了這般人物，足以影響時代的風氣以外，其他講究學問德業，從事挽救世道人心的工作者，難道真正無人嗎？這又不然，人間世事，本來就如自然物理一樣，有了黑暗，自然也有光明，有正的一面，當然也有反的一面。魏、晉時期，從事挽救世風的人物，大多走入道家與道教的路線，例如三國時期張道陵的創教以外，便有南方的許遜（族陽），在江西創建淨明忠孝教，內用道家、儒家修身敦品立行的傳統精神，外用符 等法術，做為積功累德的修道基礎，他的遺風流澤，覆蔭千余年以下，成為魏、晉以後南方道教的開建者，也就是唐、宋以後，廬山道術一派的淵源，江西南昌道教勝地的萬壽宮，便是為許旌陽而立的千秋廟祀。據道教的傳達，許族陽一派的道術，是帶家室同修，不必離塵出俗的法派，所以相傳許真人道成之日，全家大小，都拔宅飛升，儼然犬吠雲中，成為富貴神仙的榜樣。其實，許族陽的德業，除如道教所說的術妙通神以外，他的最大的功德，就是對江西及三江上游水利的開發與建設，的確留有極大的功勞，雖然不及秦代李冰父子開建都江堰的源遠流長，但澤及南方，誠為不可泯滅的事實，據黃元吉所寫的許真君傳記，我們簡擇它的要點，稍作介紹︰
如說︰
真君姓許氏，名遜，字敬之。曾祖琰。祖父玉。父肅。世為許昌人，高節不仕，穎陽由之後也，父漢末，避地于豫章之南昌，因家焉。吳赤烏二年己未，母夫人夢金鳳餃珠，墜于帳中，因是有娠而生真君焉。生而穎悟，姿容秀偉。少小通疏，與物無忤。嘗從獵，射一囗鹿，中之，子墮，鹿母猶顧舐之，未竟而斃。因感悟，即折棄弓矢，克意為學。博通經史，明天文、地理、律歷、五行、讖緯之書。尤嗜神仙修煉之術，頗臻其妙，問西安吳猛得至人丁義神方，乃往師之，悉傳其秘。遂與郭璞訪名山，求善地，為棲真之所。得逍遙金氏宅，這徙居之。日以修煉為事，不求聞達。鄉黨化其孝友。交游服其德義……乃于太康元年，起為蜀旌陽令。時年四十二。視事之初，誡吏臀去貪鄙，除煩細，脫囚縶，悉開諭以道教忠孝慈仁忍慎勤儉，吏民忱服，咸願自新……蜀民為之謠曰︰人無竊盜，吏無好欺，我君活人，病無能為。真君知晉室將亂，乃棄官東歸。民感惠贏糧而送者蔽野，有至千里始還者，有隨至其家願服役不返者。乃于宅東之隙地，結茅以居，狀如營壘，多改氏族以從真君之姓，故號許家營焉。……真君生于吳大帝赤烏二年己未正月二十八日，住世一百三十六年。凡來參學淨明弟子，皆尊之曰道師君。真君既飛升之後，里人與其族孫，簡就其地立飼。……隋煬帝時，焚修中輟。唐永淳中，天師胡惠超重興建立。明皇尤如宣奉。宋朝太宗、真宗、仁宗皆賜御書，改賜額日玉隆。仍禁名山樵采，蠲租賦。政和二年，徽宗降玉冊，上尊號日神功妙濟真君。正和六年，改觀為官，仍加萬壽二字。……元成宗皇帝，加封號日至道玄應神功妙濟真君。
我們了解了許旌陽與魏、晉之間關于南方道教開建的簡略情況，便可知道從東漢到三國時期，中國朝野學術思想的趨向，以及民間社會風氣轉變的情形。所以張道陵創建教雛形于桓帝、靈帝之際，黠狡者便利用它的作法，在民間紛紛成立各種道門，如黃巾張角等利用太平道而作亂、開三國紊亂局面的先河。但在魏、晉之際，在南方吳、蜀之間，又另有許族陽一派淨明忠孝教的發展，綜合傳統文化儒、道兩家的精神，建立即在人間，由積功累德的善行升華，而成為天上神仙的超人境界，其功誠不可滅，豈可獨以歷史記載中的片面之辭，認為魏、晉學術，唯有清談玄學足以代表嗎？
此外，如與許族陽同學的郭璞，發展易經象數、納甲、及五行之理，對于地球物理的研究，開創後世地理（也有專稱為堪輿）佔驗學術的先聲，可惜他德業的成就，不及他的同學許族陽，立身的方針，又不及葛洪的自處，後世學道家學術，流入江湖之輩，都同有犯了郭璞的錯誤。葛洪研究神仙丹道，著作《抱樸子》，概括內養精神、服氣、煉氣、丹砂、服藥、符 等道家傳統的學術，外涉用世之學，包括政治哲學原理，以及為人處世的規範等等，都足以垂範千古，富有科學、哲學的寶貴價值。如抱樸子的自序說︰
道士弘博洽聞者寡，而意斷妄說者眾。至于時有好事者，欲有所修為，倉卒不知所以。而意之所疑，又無足咨。今為此書，粗舉長生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宣之于翰墨。蓋粗言較略，以示一隅，冀悱憤之徒，省之可以思過半矣。豈謂暗塞，必能窮微暢遠乎？聊論其所先覺者耳泄儒徒知服膺周、孔，莫信神仙之書，不但大而笑之，又將謗毀真正。故予所著子言黃白之事，名日內篇。其余駁難通，釋名日外篇。
據《晉書•葛洪傳》所載，他除著作有《抱樸子》一百十六篇外，還有碑誄詩賦百卷，移檄章表三十卷，《神仙》、《良吏》、《隱逸》、《集異》等傳各十卷。又抄五經史漢百家之言，方伎雜事三百一十卷，《金匾藥方》一百卷，《肘後要急方》四卷。又雲︰。
洪博聞深洽，江左絕倫。著述篇章，富于班馬。又精辯玄賾，析理入微。
我們試讀修撰《晉書》的唐代大儒房玄齡等人，對于郭璞與葛洪兩人的中肯評語。如說︰
景純（郭璞）篤志綈緗，洽聞強記。在異書而畢綜，瞻往滯而咸釋。惰源秀逸，思業離奇。襲文雅于西朝，振辭鋒于南夏。為中興才學之宗矣。夫語怪征神，伎成則賤。前修貽訓，鄙乎茲道。景純之探策定數，考往知來，邁京管于前圖，軼梓灶于遐篆。而官微于世，禮薄于時。區區然寄客傲以申懷，斯亦伎成之累也。若乃大塊流形，玄天賦命。吉凶修短，定乎自然。雖稽象或通，而厭勝難恃。稟之有在，必也無差。自可居常待終，頹心委運。何至街刀被發，遑遑于幽穢之間哉！晚抗忠言，無救王敦之道。初慚智免，竟斃山宗之謀。仲尼所謂︰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悲夫！
至于對葛洪個人的評語，卻說︰"稚川（葛洪）束發從師。老而忘倦。糸由奇冊府，總百代之遺編。紀化仙都，窮九丹之秘術。謝浮榮而捐雜藝。賤尺寶而貴分陰。游德棲真，超然事外。全生之道，其最優乎？"我們只要讀了魏、晉以後，神仙傳中的人物，如郭璞、葛洪的傳記及其評語，便可了解後代的人所謂︰"英雄到老皆歸佛"，"未有神仙不讀書"真正含義的道理了。
簡單扼要地了解了漢末、魏、晉以來，由道家學術思想形成道教的大勢，便可明白道教在北魏擴大建立的趨勢，及其前因後果了。由魏、晉學術思想遺風的影響，到了北朝的北魏時期，自然更加崇尚玄奇，又因北魏政權是崛起西北的邊陲氏族，當然很容易接受佛教文化的思想，由于當權執政者的信仰，風氣所及，遂至于朝野奉行。如果從中國佛教發展史的立場來看，北魏對于弘揚佛教的史實與功跡，應當極其重要，但在北魏太祖、世祖的階段，道教也隨佛教之後，勃然而興。而且綜羅漢末張道陵、許旌陽等道教同異的道術，另成一格而別創規模，成為初唐正式建立道教的張本，其中得力分子，便是道士寇謙之，及其信受弟子魏國的權臣崔浩所造成。關于寇謙之的學道，大有如張道陵經歷的事跡，他的弘揚建立道教的經過，卻因崔浩的推薦，當時便受魏國的封浩，以天師的姿態出場，大展其法術。後來北魏武帝一度摧毀佛教，在佛教史上，便將所有罪過，都記在寇謙之與崔浩的頭上，其實，寇謙之對于當時滅佛滅僧的措施，並不完全贊同，崔浩弄權，主張滅佛，那倒真是事實。不過，據《魏書》的史料，崔浩本人，不但不信佛教，同時也不相信真正的老子遺教與遺文，他自己是一個讀書不多，而喜歡玩弄陰陽、五行、術數的人物，自比為張良，對于真正佛、道的精神，可謂一竅不通，所以便造成當時歷史上的宗教慘案。如欲研究北魏時期，道教建立的大略情形，可讀《魏書》一一釋老志、崔治傳，及道教《歷世真仙體道通鑒》中的寇謙之傳，與佛教《佛祖歷代通載》中有關的資料，大約可以思過半矣。
1．唐代的道教
道教真正建立的階段，根據史實的資料，當以唐太宗建國的時期為準。唐太宗立國之初，由于傳統宗法思想的觀念，要拉出一個名垂萬古，而天下人人都知其德業的遠祖做炫耀，便晉封老子李耳為道教的教主，確定其尊稱為太上老君。並且正式命令天下，以道教為國教，位居佛教之先，後來雖然引起佛教徒們一度的爭辯，但始終不變道、佛地位次序的成命，盡管他在信仰上，是傾向于佛教的學術思想，但在中國人傳統觀念的祖宗信念中，仍然不變其初衷，這是中國文化的特質之一，也是中華民族傳統思想特點的長處。所以其他外來宗教，要想完全采用宗教信仰來推翻中國人的祖宗傳統精神，違反以孝道治天下的思想，那是既愚且蠢，違背原則的作為，結果恐其難有太好的收獲。我們論唐代的文化思想，固然不要忘記佛教與禪宗，但是要了解中國文化的精神，自唐代以後，便確定以儒、釋、道三家並稱的源流，一直傳到近代為止，道教與道家，的確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所以唐代的文學、小說、藝術、工業、建築、日常生活等等，許多都是道、禪合壁的成品，不可舉一而偏廢其他。簡單扼要地說，詩人如李白的作品，便是道家神仙思想的氣質，杜甫是儒雅風流的正統，王維以佛學的成分為重，其余諸詩人，不歸于佛，即歸于道，否則，便是儒、佛、道混合，難以嚴加分別的綜合體。
唐代道、佛風氣的隆盛，影響唐代文化非常巨大而普及，但是人事物理的因果，必然自相互為因緣，因為唐代文化在時間歷史上，乃綜羅秦、漢以下的所長；在空間上，是融會中國、印度、阿拉伯的物質，所以它的雄渾博大，幾乎有遠邁秦、漢的趨勢。道教在這樣的一個時代中，正式建立它的宗綱，混合周、秦之際，陰陽、老、莊、儒、墨、兵、農、法、雜等等家的學術，抄襲佛教密宗修法與婆羅門教的方法，一概歸入道教的醮壇，蒙上道袍法服，披發仗劍，口誦真言咒語，驅神役鬼以炫耀它的宗門，這便是它受到唐代博大文化影響的結果。同時終唐代三、四百年之間，道教本身，產生正反兩個特殊人物，成為完成道教建設的兩支生力軍。（1）是晚唐時代的呂岩侶純陽）。（2）是唐末五代的杜光庭。呂純陽從道家正統修煉神仙丹道的途徑，吸收魏、晉以後而至隋、唐之間，佛家禪宗修養的長處，建立唐代以後丹道修煉的中心體系，永為世法，使道教在後世的價值，為之提升不少，同時也使道家學術思想，普遍流傳到中國民間社會，乃至後來宏揚到亞洲各地區，也都是他的功勞。杜光庭在西蜀，力排佛學，篤信道教，除了收集有關道術的遺書以外，又自動偽造很多的道書，以充實道教的內容，所以後世稱人師心自用，亂造的文字，便有"杜撰"的稱謂。但自唐到五代以後，道教思想內容，純粹研究自然物理功能的變化，而推及人能變化成仙的理論，最著名而最難研究的，便有譚峭的《化書》，亦名《譚子化書》。其次，設想以人力的修為，吸收太陽光能，變化生理氣質，想要利用人生血肉的身體，變為光能而飛升直達太陽、月亮之中的，便有道教的《日月奔磷經》的思想產生，後世所謂修道的神仙，吸收B精月華的作用，便由此而來。不管這種虛幻的理想，是否可能成為事實，但人要向太空追究的理想，和尋求太陽能和月亮究竟的觀念，在中國的學術思想中，早已淵源在三千年以上，直到唐代，才有這種正式追求方術的出現，凡是科學家的理想，開始都如兒戲，為什麼我們忘記了自己祖先的兒戲，而不反省警覺，豈非怪事嗎？
2．宋元明清的道教
宋元明清的道教，它的本質，雖然依循唐代道教的源流而來，但是宗派的分立，與正邪混雜的演變，卻大有異同，唯限于時間，不能一一詳細分述。宋代的道教，因為未真宗開始利用宗教信仰，來掩飾在軍事、政治、外交上種種失敗的恥屏，便奠定後來徽宗、欽宗迷信假道士們的謊言，至于國破家亡的後果。總之，我們要記住中國文化一個不易的原則，要講治國、平天下之道，就不能專以宗教來搞政治，從為政的立場而言，宗教僅為輔導治化的一端，如果專以宗教而言治道，鑒之漢、唐、宋、元、明、清的經驗，就未有不敗的先例。如漢末三國時期的黃巾張角，宋、元之間白蓮教的韓山童，清代的太平天國與紅燈照、義和團等等，都是歷史的殷鑒。但從純粹的道教立場而言，這些得失是非，與正統的道家學術思想，以及道教本身，概不負責，只在領導者睿智的揀擇而已。而道教在宋代，因為宋徽宗的提倡，卻完成了一件學術上的大事，那便是張君房遴選道教的舊藏道書，分門別類，編輯一部《雲芨七讖》，成為研究道教學術不世的寶典。
當南、北宋之際，在中國西北部與北方河朔之間，正當夏、遼、金的勢力，互相消長的時期，王重陽在陝西開創全真道，再由他弟子邱長春的繼續宣揚，便普及于山東、河北之間，而建立道教全真派的門庭，明、清以後，成為道教北派主流龍門派的根源。當元朝崛起蒙古，成吉思汗遠征印度邊境的時期，他為了邱長春，曾經派兵通過西夏，到山東來請邱長春，間關萬里，遠出沙漠，在印度北方的邊境見面，後來便給邱長春以鋼符鐵券，做為信守的契約。當元兵進入中國，凡持有全真道的信符，可以免除殺戮與劫掠，這事是否為邱長春在事前有先見之明，或後人有指他為漢奸的嫌疑，實在不可亂下斷語，總之，這是中國文化宗教史上的一個大案，暫時無法多講。但在《元史》，以及元相耶律楚村遺留的資料上，對于邱長春，並無多大的好感，所以有人懷疑邱長春及全真道的價值。其實，所謂全真道的內容，是因襲宋、元以來禪宗的心法，配合丹道家主張清靜專修的方法，它雖然屬于道教的門派，實是融會儒、佛、道三家精神的新興道術，至于它的作為，是因邊陲氏族入侵中原的變亂階段當中，民族文化意識，受到重大的刺激，因此形成新興的教派，暗中在作振衰起弊的工作。但是元朝帝室政權，本來就無文化的根基，後來成吉思汗崛起塞外以後，從上到下，自始至終，便以佛教的密宗學術思想做為重心，耶律楚村不但篤信密法，而且為鼎力維護佛教的重臣，同時他又學習北方的禪宗，為其中的能手，所以他對于邱長春等全真道的觀念，不但在政治關系上，當然互相對立，就在宗教的信仰上，也自然視為敵對，我們只要仔細研究《元史》中有關于佛、道兩家文化思想互爭雄長的情形，便可了然于胸了。
明代的道教，與明朝帝室政權的關系，鬧過許多歷史性的丑劇，其間功過是非，一言難盡，在道教本身而言，卻有兩件劃時代的大事，具有特別的價值。（1）便是永樂時代，完成《道藏》的修輯。將漢、唐以來所有關于道教、道家的書籍、經典，仿照沸教《大藏經》的組織，構成三洞（洞真、洞元、洞神）、四輔（太元、太平、太清、正一），十二類（本義、神符、玉塊、靈圖、譜錄、戒律、威儀、方法、眾術、記傳、贊頌、表奏），成為完整保留中國道家傳統文化的一部巨著，其中收羅的豐富，內容的龐雜，實在多足觀者，雖然選材不夠嚴謹，內容太多支離，但道家與道教的本身，本來就是如此復雜，如非窮畢生精力，集思廣益以類別繁蕪，恐怕誰也無法能夠對它清理出具體的系統。（2）便是修煉神仙的丹道學派，從宋、元以後，如萬派朝宗一樣，都歸元宗奉唐代仙人呂純陽為祖師，到了宋代張紫陽、白玉蟾以後，被稱為丹道南宗正脈以來，再到明末清初之間，復分為四派，其中主要的南宗北派；以張紫陽為主的，稱為南宗丹法，含有單修性命，與性命雙修，乃至男女夫婦合藉雙修的法派。北派，當然以元初邱長春的全真道為主，主張清靜專修的丹法。西派以李涵虛為主，認為直接傳承呂純陽的丹法，是屬于性命雙修的單修派。東派以陸潛虛為主，也認為是直接承受呂純陽的嫡傳口訣，是屬于男女合藉的雙修派。總之，道家的丹法，到了明末四大宗派出現以後，雖然各有專主與所長，但支離蔓蕪，弊漏也隨分派而百出，而且與佛家的禪宗與禪定，始終不無關系。因此到了明末清初階段，路徑愈走愈仄，所有丹法道術，便都以伍沖虛、柳華陽一系的伍柳派為主，既不知有漢，更逞論魏、晉了，故終滿清以來兩三百年間，無論道家或道教，都只在鬼畫桃符，與撥弄精神的末流上，隨俗浮沉，了無起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