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佛教不同于天地神祇

    社会人士对佛教误解最深的，莫过于‘迷信’二字。大多数受过新教育而对佛教无所了解的人，谈到信佛问题时，第一个观念就认为：‘这是迷信的举动’。事实上，并不是佛教迷信，而是世人硬把若干迷信的事情附和在佛教里面，才使佛教蒙上了一层迷信的色彩。

    最易于和佛教混淆不清的，就是神祇。神祇在世界各地民族间都有其悠久的历史，我国亦不例外。原来古代人类，知识未开。对于自然界种种现象，感到神奇莫测。以为必有一种威力无比的神在操纵控制，因之就由惊异感叹进而祈祷膜拜。于是皇天、后土、雷公、电母、山神、土地、水神、河伯，一一成了供奉的对象。他们以为人的生死寿夭，祸福灾患，莫不由神祇所掌。这些神祇，敬之祷之则得福，逆之触之则得祸，世人为了求福灭祸，于是对神祇祭以三牲之礼，献以金银纸箔，以博取神祇的欢心。降及后世，神祇愈来愈多，农村中一家所敬的神祇，有皇天，有土地，有门神，有灶君，谷场中有谷神；水井旁有龙王；主管钱财的财神，主管禄秩的有文昌，甚至于什么大仙，真人，仙姑，娘娘，都要在堂上占一席之地。这样下来，使人世间几乎全成了神祇的天下。

    敬奉神祇的目的，消极的是求免祸；积极的是求赐福。消极的求神保佑五谷丰收，人口平安。积极的求神消灾去病，降福赐财。等而下之，财迷求神保佑中爱国奖券。官迷求神保佑连升三级。这些人，不种善因，妄求善果。神若有灵，又怎会随人之所欲，予取予求呢？

    须知宇宙万象，各自有其因果。欲求五谷丰收，必须勤力耕耘。欲求人口平安，必须谨慎卫生。中奖券只是或然可中，而非必然要中。求升官须以忠勤为因，以待机遇之缘，不是求神就可达到目的。语云：‘聪明正直之谓神。’一个聪明正直的人尚不肯对谄媚小人假以辞色，岂有神会贪图三牲祭品而颠倒人间是非呢？世人不明因果之理，妄求无因得果，实是愚痴之至。这种愚行，就是迷信。不幸社会人士误把这笔帐算到佛教头上，甚至于有人把巫卜星相，看风水，择吉日这些愚行全和佛教扯在一起，这真是解释不清的误会。

    佛教不同于神道，佛教所信奉的就是佛，佛是觉者之义，自觉觉他，觉行圆满者称为佛。次于佛的果位的是菩萨，菩萨义为觉有情——觉悟一切有情识的众生。菩萨是上求大觉之法，下度一切有情。菩萨修成功德圆满，也就是佛。我国寺庙或家庭中所敬奉的佛，有为教主释迦牟尼佛者，有为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者。所敬的菩萨，有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地藏王菩萨，弥勒菩萨等。此外，什么宫，什么观，所敬的天帝，天后，大帝，娘娘，以及真人仙姑等，可以说和佛教全扯不上关系。

    两千多年前，释迦世尊就告诫弟子不得迷信。释尊在般舟三昧经中说：‘不得事余道，不得拜于天，不得祠神鬼，不得视吉良日。’又云：‘不得卜问请祟，符咒厌怪，祠祀解奏，亦不得择良旦良时。’

    世人祭祀神祇，虽属迷信，但他们心目中到底还有神鬼和因果报应的观念。所以迷信者，是没有遇到佛门善知识启发他们的正信。最可悲哀者，是那些根本没有神鬼观念的人们。他们不信因果，不畏神鬼，胡作妄为，不畏报应。此辈人死后堕落，不知何劫才能超出三途也！

    二、佛教并不消极逃世

    早年读书，曾读过下面这首诗句：

    铁甲将军夜渡关，朝臣侍漏五更寒，

    日出山寺僧未起，看来名利不如闲。

    当时我感到，作和尚的好写意，生活如闲云野鹤，悠闲自在。及至我皈依三宝，与佛门僧众稍有往还后，才知道那位诗人是信笔而写，误人不浅。原来出家的比丘众，过的是积极严肃，刻苦自励的生活，绝不似诗人笔下写的那么懒散自在，即是佛门在家信众，其行为生活也外似消极怯懦，实际上却积极勇猛的。

    原来佛教徒以慈悲为本，忍辱为行。对于声色货利，五欲六尘，多远避之。不似世人心无厌足，惟得多求。这就使一般自命为积极前进的人，给加上消极逃世的帽子，认为佛教不适合于现代这种物竞天择的竞争社会。但是佛教真的是消极逃世的宗教吗？不，只要对佛法稍有了解的人，就会知道佛教积极入世的精神。比方同一对生老病死的看法，乃有中国黄老的清静无为，魏晋名士的放浪形骸。而在佛教，却慈悲勇猛，精进不懈。这是佛教的伟大处，也表示佛教的积极性。

    也许有人问：‘我常看见和尚或信佛的人，只在深山中或寺庙里诵经念佛，这种生活怎能说是积极呢？’这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大乘佛法的精神是普度众生，要度众生就要先学习度众生的方法。譬如有人溺入水中，你纵有救人之心，但因不会游泳，只好站在岸上呼号。另外有人虽会游泳，但却不愿多管闲事，他只袖手旁观。这时若有一个既有救人之心，又会游泳技术的人，跃入水中，就可把溺水的人救上来。而佛门弟子——不拘是出家的比丘或在家的信众，那些诵经念佛的，都是发下救人宏愿，而正在练习游泳技术的人。

    并不是拿这些话来为佛门弟子辩护，事实上佛教的基本精神本来如此。释迦世尊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不惟入地狱，且常住地狱，不惟常住地狱，而且庄严地狱。’地藏王菩萨说：‘地狱未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大乘理趣经说：‘不怖地狱，不求生天，不为己身而求解脱。’这都是佛教中自我牺牲的服务精神。

    佛教不是睡面自干主义者，大乘六度，虽重忍辱，但舍身为法，也是佛教的教义。倘使暴力侵凌，正法有将灭之忧，在理喻感化都无效果时，佛子也会奋起勇猛大力，起而抗暴的。如因缘僧护经所载：‘为护生命，宁舍钱财；为护一家，宁舍一人；为护一村，宁舍一家，为护一国，宁舍一村。’毒蛇啮手，壮士断腕。上面这段经文，是何等奋迅果敢。

    世人所说的积极进取，不外是名利上的争逐，声色上的沉醉。谁曾想到牺性自我，普度众生，上求大觉，精进不懈才叫积极呢？释迦世尊在往昔因中修行时，曾经舍身饲虎，割肉喂鹰。唐代玄奘大师为求正法，西行取经，涉八百里荒漠，途中失水，几至丧命。但他宁愿向西方进一步而死，不愿向东方退一步而生。禅宗二祖慧可，参拜达摩祖师，立雪断臂，不退初心。世人如果对这些事实稍有了解，谁还能说佛教是消极逃世？

    大乘六度，有毗梨波罗密，毗梨波罗密者，精进度是，这足以说明佛教的积极。六祖慧能曰：‘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求菩提，恰似觅兔角。’这足以说明佛教的入世。大智度论卷十六载一故事云：‘昔野火烧林，林中有一雉，勤身自力，飞入水中，渍其毛羽，来灭大火。火大水少，往来疲乏，不以为苦。是时天帝释来问之言：‘汝作何等？’答言：‘我救此林，愍众生故。此林荫育处广，消凉快乐。我诸种类，及诸宗亲，皆依仰此。我身有力，云何懒怠，而不救之？’天帝问言：‘汝乃精勤，当至几时？’雉言：‘以死为期。’这种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皆离苦的精神，就是佛教积极入世精神的最高表现啊！

    三、佛教是智信不是迷信

    大学者梁启超说：‘佛教是智信，不是迷信，是兼善而非独善，乃入世而非厌世。’启超先生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在学术界有著崇高的地位。他说的话，自有其学理上的根据。他所根据的是什么？自然是三藏十二部佛法。佛法是要人转迷成悟，转痴成慧，转凡成圣的大法，若有人对佛法一无所知，或仅限于道听途说，一知半解，即认定佛教迷信，这无异于盲者摸象，坐井观天。

    事实上，世间也有迷信的宗教——是那些信仰外力，将自己一切交付给外在的神的宗教。而非信仰自力——相信众生皆具佛性，众生皆可修持成佛的佛教。信仰外力的宗教，是相信人类之外的神，主宰著人类的一切。人的吉凶祸福，可以祈求神的力量来保护改造。这类宗教可分为低级的与高级的、原始的与进步的两种。兹先由原始的说起。

    在本章第一节曾谈过，原始人类，智识未开，对于宇宙间的自然现象，如天何以立，地何以载，雷电的威力，水火的灾害等，都感到困惑恐惧。在困惑恐惧中，幻想到必有一种具有无比威力的神，操纵著、控制著宇宙的一切。这些神，触之逆之则受灾害祸殃，顺之从之则获赦宥庇佑。于是祭祀神祇就成了人类生活间的一件大事，而低级的多神教也就此产生。这种宗教曾经有过盛极一时的时期，迄今在若干落后的民族间仍具有极大的势力。但在文化水准较高地区，由于人类智识的进步，理智的增长，它已逐渐没落以至于不能存在了。

    较多神宗教进步的，是一神的宗教。由于人类智慧增长的结果，使部份人士感到多神宗教的不合理。但宇宙的奥秘——如万物生灭，时序迁流。及人生的真谛——如生老病死，穷达寿夭等，看来似变幻莫测，实际上又似乎循著一定的法则运行。于是使人认为宇宙上，冥冥之中必有一个万能的主宰——上帝，支配者，主宰著世间的一切。甚而，宇宙万有，皆为上帝所创造。这就是由多神转变到一神的由来。印度的婆罗门教，犹太的天主教，耶稣教，以及阿拉伯的回教，都属于这一类。尽管这些宗教的教义，形态和仪式有所不同，但以一神为崇拜的对象则为一。不过由于人类思想进步，科学昌明，万物是否由上帝所造，世界是否由上帝主宰，这在有理智有思想的人的心目中，已不复有任何价值可言了。

    除了信仰他力的宗教外，尚有信仰自力的宗教，那就是佛教。佛教不以为宇宙是由神所创造或主宰。对于宇宙万有，生灭变异的现象，释迦世尊常说：‘法尔如是’。意思是，这些现象，在自然法则上本来就是如此。自然法则是什么？就是万有因果律。万法自因缘而生，万法亦自因缘而灭。此生此灭，皆是因缘所生的果。星体运行，时序迁流，其中有其因果；生老病死，穷达寿夭，其中亦有其因果。如是因如是果，丝毫不容假借。因此，自然现象固不是由神掌管，人生遭遇亦不是上帝主持。古语云：‘祸福无门，唯人自招。’自己就是自已的主宰，没有什么神可以作人的主宰，也没有什么神可以对人赐福或降祸。

    两千五百多年前，释迦世尊在菩提树下睹明星悟道时，他第一句话开口就说：‘奇哉，奇哉，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但因妄想执著，不能证得，若离妄想，一切智，自然智，即得现前。’如来智慧德相是什么？就是佛性，这佛性，是人人皆有的，此性在圣不增，在凡不减。人人依法修持，转迷成悟，皆可成佛。但依法修持，辅迷成悟，全要靠自己实践力行，不是靠神的赐予。人人所具的佛性因为妄想执著而不能证得，这好比镜子上蒙了尘垢，必须自己依修持的方法把尘垢磨去，恢复本性原有的光明。这全靠自力修持，与耶教所谓：‘信主者得救’的仰仗他力者不同。世人不解此理，把仰赖神力拯佑的宗教认为科学，把凭靠自力修持的宗教认为迷信，这岂非颠倒黑白，不明是非？

    最后，我再抄录一节梁启超先生的话来作本节的结束：‘吾尝见迷信者流，叩以微妙最上之理，辄日是造化主之所知，非吾侪所能及也！是何异专制君主之法律，不可以与民共见也！佛教不然，佛教之最大纲领曰悲智双修，自初发信以迄成佛，恒以转迷成悟为一大事业。’

    何者是智信？何者是迷信？明眼人该有所抉择了。

    四、佛教与国家

    佛法有世间法与出世间法，以世间法为权巧，出世间法为究竟。出世间法有大小二乘，以小乘为自度，大乘为究竟。大乘佛法行菩萨道者须深入世间，度化众生，所以归根结底说起来，佛法祗在世间，不在世外。

    误解佛教的人，说佛教徒消极遁世，不事生产，进而说佛教对国家对社会都是无贡献的宗教。这种论调，似是实非。佛门有四众弟子，出家弟子是比丘，比丘尼。在家弟子是优婆塞，优婆夷（在家的男女信众）。在家弟子中，有农工商军公教各种职业的人士。这些人并不曾因信仰佛教而妨碍其正当职业。至于出家的二众，他们诚然是不事生产者。但在社会上，除了农夫耕田，工人作工，是直接生产者外，其余那些职业是直接生产者呢？例如公务员、教员、律师、医师，以及其他宗教的牧师神父等，都是不耕不织的。这些人不事生产，被视为理之当然，何以独责出家的佛门弟子？须知出家的比丘众，并不是饱食终日的消耗者。他们肩负弘扬佛法，教导信众的责任。社会上法律，舆论的力量，祗是制裁罪犯于已然，宗教道德的感化，才能防止犯罪于未然。我国自南北朝隋唐以来，佛教之盛衰与国家之治乱有著密切的关系。在佛教盛行的时候，社会秩序多较安定。换言之，社会秩序安定，佛教亦多盛行，这可说是互为因果。

    释迦世尊教弟子对国言忠，对亲言孝，对子言慈，对友言信。守五戒，行十善，修六度万行，在在都是要人先做一个奉公守法的好公民，进而再修出世之法。世尊教人要报四重恩。这四恩是国恩，父母恩，众生恩，佛恩。世尊把国恩，父母恩列在前面，可知佛教不是要人忘掉自己的国家，拒向国旗行礼，及要人毁弃祖宗牌位的宗教。

    儒家五常，是教人以仁义礼智信为做人的原则。佛门五戒，不乱杀近于仁，不乱取近于义，不邪淫近于礼，不饮酒昏乱近于智，不妄语近于信。在世间法上，佛儒之理原是脉脉相通的。

    至圣先师孔子最重恕道，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佛在四不坏净成就经中说：‘若有欲杀我者，我所不喜，我若所不喜，他亦如是，云何杀彼？作是觉已，受不杀生戒。不乐杀生，如上所说。我若不喜盗于我，他亦不喜，我云何盗他？是故持不盗戒。不乐于盗，如上说。我既不喜人侵我妻，他亦不喜，我今云何侵人妻妇？是故受持不邪淫戒。如上说。我尚不喜为人所欺，他亦如是，云何欺他？是故受持不妄语戒，如上说。’这段经文，岂不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最佳注解？须知佛经不是因孔子讲忠恕而后写的，这原是两位圣哲——释迦与孔子——之见，相去不远啊！

    释迦世尊尝训诫弟子阿难云：‘阿难，受佛禁戒，诚信奉行。顺孝畏慎，敬归三宝。养亲尽忠，内外谨善，心口相应。’又云：‘为佛弟子，可得商贩，营生利业，平斗直尺，不可罔于人。’佛要弟子忠孝诚敬，善信谨慎。佛要弟子应有职业谋生，且应公平无欺，由此看来，佛教有何损于社会？

    国家与宗教，原有著密切的互相关系。国家的武力，用以抵御侵略，维持秩序。宗教的感化，用以劝善止恶，安定人心。所以国父孙中山先生曾说：‘政治能治外在；宗教能治人心。宗教能辅助政治，政治能拥护宗教。’由此看来，政与教；是维持社会安定的两大基石。话虽如此，但政教的目标必须一致，才能相得益彰。中国立国数千年，讲的是为国尽忠，为亲尽孝。所以配合以讲忠孝的佛教，才能相辅相成，现在有种宗教，使教徒祗知有教会，有上帝，不知有国家，有父母。这种宗教，过去为了教中的新旧派之争，血战三十年，死伤千余万，这种不忠不孝，随著条约兵舰而来的宗教，对于中国的社会环境和传统文化是不大适合。

    五、佛教与人生

    佛法是超世间而又适应世间，所以世尊说法，在在训诫世人孝顺敬畏，养亲尽忠。世尊在无量寿经中说：‘父子兄弟夫妇，家室内外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嫉；有无相通，无得贪惜；言色常和，莫相违戾。’是以太虚大师倡导人生佛教，莲宗十三代祖印光大师谆谆告诫弟子学佛应自做人学起。大师云：‘欲学佛祖，须先取法圣贤。倘躬行有玷，伦常乖舛，尚为名教罪人，何能为佛弟子？’由此可见佛门重视伦常，与儒家无异。

    儒家五伦，所谓‘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无非是说明人与人之间的相对关系。印光大师在与丁福保居士书中云：‘学佛一事，原须克尽人道，方可趣向，良以佛教赅世出世间一切诸法。故于父言慈，于子言孝，各令尽其人道之分，然后修出世之法。’又说：‘念佛之人，必须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又须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妇顺，主仁仆忠，恪尽己份。’并不是印光大师以释门比丘故作儒家之言，而是昭昭载在经籍，这是释迦世尊在两千数百年前，指示弟子做人应具的准则。

    佛门最重孝道，释尊在善生经中，告诉我们为人子者，应如何奉事父母，‘一者，能奉养使无乏。二者，凡有所为，先白父母。三者，父母所为，恭顺不逆。四者，父母正令不敢违背。五者，不断父母所为正业。’释尊在大宝积经中说：‘夫父母者，皆愿利乐所生子故，难作能作，能忍一切难忍之事。假令种种不净秽恶，皆能忍之。乳哺养育，无疲厌心。’故世尊于四十二章经中说：‘凡人事天地鬼神，不如孝其二亲，二亲最神也！’孝为一切伦理之本，一个人如果对亲不孝，其对国也必不忠，对友也必不义。我国古语：‘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实有至理。

    子女事父母，已如前述。父母应如何对子女呢？世尊在善生经中说：‘一者，制子不听为恶。二者，指授示其善处。三者，慈爱入骨澈髓。四者，为子求婚娶。五者，随时供给所需。’今日的父母，做到后三条者多，做到前两条者少。不然，何至于太保太妹满街，少年罪犯日多呢？

    世尊在同一经中，还指示出夫妇，亲友，主仆相待的情形，今抄录如下，以供参考：

    夫对妇：‘一者相待以礼。二者威严不亵。三者衣食随时。四者庄严以时。五者委付家内。’妇对夫：‘一者先起。二者后坐。三者和言。四者敬顺。五者先意承旨。’世尊尚于净行法门经中说妇女应‘供养父母，奉事夫主，瞻事儿息。’这和我国对妇女的古训‘三从’相近。这样说，也许会引起高呼女权至上的妇女的反对，但目前社会风气如此败坏，在如是多的人事纠葛中，有几件不把不守妇道的妇女牵扯在内？

    关于对待亲友者，经中说：‘一者给施。二者善言。三者利益。四者同利。五者不欺。’亲友应还报以：‘一者护放逸（劝阻其不可走上放逸之途）。二者护放逸失财（劝阻其不可因邪荡行为而耗财）。三者护恐怖（在其危急时相扶持）。四者屏相教诫（劝善规过，但于人后行之）。五者常相称叹（赞扬亲友的好处）。’

    主对佣者：‘一者随能使役。二者饮食随时。三者赐劳随时。四者病与医药。五者纵其休暇。’佣报主者：‘一者早起。二者为事周密。三者不与不取。四者作务以次。五者称扬主名。’

    时代背景变迁，主佣关系已不若两千余年前之密切。但在原则上说：老板与伙友，主妇与下女之间，仍适宜用上述办法相待也！

    除伦常关系外，世尊常教我们量入为出，开源节流，整齐清洁，注重卫生。这些，在在都是与日常生活有著密切的关系。善生经说：‘先当习技艺。然后获财业。’杂阿含经说：‘始学工巧业，方便积财物。得彼财物已，当应作四分：一分自食用，二分业生业；余一分密藏，以济于贫乏。’关于医药卫生方面，世尊告诫我们疾病常由下列原因而起：‘一、择余食。二、不亲近医药。三、多忧。四、喜嗔。五、不起慈心，向嗔病人。’避免上述的原因，自然少罹病患。患病后应如何调养呢？世尊于五法经中说：‘一、病人选择而食。二、随时而食。三、亲近医药。四、不怀愁忧。五、咸起慈心，向瞻病人。’

    我们看这些经文，是何等平易，何等切实，而字字都是千古不易的真理。佛法与人生的关系，自世间法由个人至家庭，社会，国家。以至出世间法说四谛，十二因缘，六度万行至于成佛，无一不备。而对著如此高深圆融，博大精微的妙法，如何不使我们五体投地，向佛皈依呢？

    六、佛法与科学

    在部份人的观念里，认为科学是新颖的，进步的，切实的。佛法是陈旧的，落伍的，迷信的。这二者背道而驰，不能相提并论。这种说法是否正确，暂且不讨论，我们先把科学二字的意义讨论一下。

    科学有广义狭义之说，自广义言，凡以一定对象做研究的范围，而探求系统的确实的知识者，就叫科学。国父孙中山先生亦谓：‘学问之有系统有条理者谓之科学。’自狭义言，则仅揩研究自然界物质的运动法则或发展规律的科学而言。狭义的科学仅指自然科学中的物理、化学、动物学、植物学等学科；广义的科学则除自然科学外，社会中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等学科亦包括在内。

    科学的范围已如上述，研究科学的方法不外逻辑学中的归纳和演绎。而研究科学的精神，在于纯粹客观，不渗感情，重分折，凭实验，以求出研究对象的正确结论来。根据上述原则，我们来分析佛法是否合乎科学。

    我国佛经，多由梵文翻译而来，历史上几次大规模的翻译，如鸠摩罗什大师、玄奘大师等所主持的译场，规模宏大，人员多达数千，译场中有主译、译语、笔受、证义、润文等等职别。一经之成，几经考订，非特义理与梵本相符，即一音之微，亦辩之至切。此种大规模的译场，其分工合作，组织严密的方法，确实合乎科学精神。

    其次看佛经的组织。南北朝时，道安法师整理传译经卷，将佛经判为序分、正宗分、流通分三大段，每大段下又层次井然的分为若干小段，这种严谨的科判，也合乎科学的精神。再者，每部佛经，开始多有六种证信序—信、闻、时、主、处、众六项，来说明佛说此经的时间、地点、听众等要点，这恰与今日新闻学上的六何—何人、何事、何时、何地、为何、如何相似，又与科学工作者写实验报告，政府机关写会议纪录的程序相同。实验报告开头要写主持人，共同实验者，时间，地点，实验目标，使用器材。会议记录开头要写会议名称，时间，地点，出席人，主席，记录者。所以要这样写，是表示此报告或记录的正确性。殊不知此种形式在两千数百年前，早已为结集三藏的佛弟子所采用。佛经的此种结构，岂非合于科学精神？

    更实际一点说，今日科学上的若干发现，两千余年前的佛经上早有记载。笔者是学医的，兹举几点佛经上有关医学方面的记载与今日科学上的发现加以印证。

    例如，佛说人身是个虫窠，人体内的虫约八十种。详见治禅病秘要经及正法念处经。今日由于寄生虫学的发达，发现人体内的寄生虫，由蛔虫，蛲虫，鞭虫，钩虫算起，以至于丝虫，绦虫，肺蛭虫，肝蛭虫，姜片虫等，不下数十种之多。由此可知佛是大智者，由他慧眼观察事物的结果，真实不虚。此外，再如修行道地经中所述胎儿在母体中发育的经过，竟与现代医学中的胎生学有若干吻合之点。如该经上说：‘胎成七日，初不增减，二七日如薄酪六七日如瘜肉九七日变五泡，两肘，两髁及项。十七日续生五泡，两手腕两足腕及头’按医学上胎儿发育的情形，在月余（六七日）时长约三公分，重约十克，状如瘜肉。在第三个月中（十七日）长约六至八公分，重约四十余克，此时四肢渐显，诸骨化骨点出现，已可与他种动物辨别，故称胎儿。使人惊异的是，两千多年前尚无生理学解剖学之名称，佛经中对此记载竟如此详尽，诚属不可思议。

    过去，世人观念中的世界，不超出地球的范围，如平常所谓环游世界，不过是环绕地球一周。所谓世界大战，也不过是地球上大规模的国际战争。而佛经上屡说：‘三千大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并不是三千个世界，而是集一千个世界为一小千世界，集一千小千世界为一中千世界，集一千中千世界为一大世界。因其中含有三个千的倍数，故称三千大千世界。而三千大千世界祗是一佛摄化之土，经中说，虚空无尽，世界无量，国土众生无量。所以三千大千世界亦无量。吾人所处的地球，不过是太空间的一粒微尘。这种说法在科学未发达前，实难为人接受。但由于天文学的发达，证明银河系中的星球多至不可胜数，星球间的距离亦大至不可胜数。例如太阳距地球的距离是八分半钟光年（一光年的距离，为每秒钟三十万公里乘一年的秒数）。而牛郎星与织女星之间的距离竟达十二光年。更有星球距地球之距离达数十光年者，由此可知佛经上所说的虚空无尽，三千大千世界无量，皆不是揣测之词了。

    佛经上说到数字，往往说万，说亿，说恒河沙，无量数，百千万劫，非算术譬喻所能知。我们不要以为这种数字过于危言耸听，试问十二光年是多少公里，要多少个零才能写得尽？数月前美国掘到一具一亿七千万年前的动物化石。一亿七千万年较诸人类数千年有记载的历史，要长出多少倍？

    学者李石岑先生曾谓：‘我以为佛学的提倡，不特对科学毫无抵触之处，而能使科学的方法上，加一层精密；科学的分类上，加一层正确；科学的效用上，加一层保证。’可见佛法并不违科学，甚而是超科学。科学愈进步，愈能证明佛法的精微高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