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公讳古严，字德清，湖南湘乡萧氏子，诞生于福建泉州。父玉堂公，系南朝梁武帝萧衍后裔，清道光初年，出身科举，佐治泉州。母颜氏，笃信佛教，年逾四旬无子，祷观音大士得孕。一日，夫妻同梦一长须青袍老者，头顶观音跨虎跃卧榻上，公遂应兆诞生。公初堕地，乃一肉团，母夫人骇恸，一气壅死。翌晨，有一卖药老人，过其门，剖团得男。生母既逝，乃由庶母王氏抚育，时清道光二十二年，岁次庚子七月三十日也。咸丰八年，岁次戊午，公年十九岁，至福州鼓山涌泉寺礼常开老人披剃，次年依鼓山妙莲和尚圆受具戒。三十一岁学教于天台融镜老法师，三十六岁至高旻寺听敏曦法师讲法华经，至岳林寺听弥陀经。三十七岁至天童寺听楞严宗通。四十三岁发心礼五台，以报父母深恩。是年七月初一日由浙江普陀法华庵起香，三步一拜，至光绪十年岁次甲申，四十五岁，五月下旬始拜抵五台显通寺。三年间曾经饥寒雪掩，痢疾腹泻，口流鲜血，三次大病，奄奄待毙。每至病危不能拜香时，幸得文吉居士前来救护；七月初十拜辞文殊下山，由华严岭向北行，朝北岳恒山，至虎风口，直上朔方第一山石坊，云级插天，空碑林立。至平阳府朝南北仙窟，礼尧庙，南至蒲州，礼汉寿亭关庙，渡黄河，越潼关，登太华山，慕伯夷叔齐之圣洁，游首阳山，入甘肃，至崆峒山。四十六岁西出大庆关至咸阳，参召伯甘棠古树，礼慈恩华严二寺，到南五台，结茅息足，一住三年。四十八岁二月下山至翠微礼皇裕寺，及鸠摩罗什道场；游太白山，至汉中府，参汉高祖拜将台，诸葛庙，张飞万年灯；经龙洞背，天雄关、小峨眉，剑门关，至新都宝光寺。四十九岁入成都，礼文殊院，至峨眉山；向西行经打箭炉，里塘，北至察木多，西至硕督阿兰多，以及拉里，过乌苏山越拉萨河，进入西藏政教中心拉萨，西北达布拉山，有高达十三层达布拉宫，殿宇庄严，金碧辉煌，即达赖活佛坐床处所，住有喇嘛僧二万余人。又西行经贡噶，孜江、至日喀则，西有扎什伦布，建筑宏丽，广及数里，系后藏政教领袖班禅活佛坐床处所，住有喇嘛僧约五千人。五十岁南行，经拉噶、亚东、入印度，经不丹国翻越喜马拉雅山，至扬甫城朝佛古迹；由孟加摇渡锡兰，朝圣地，入缅甸，参大金塔；七月起程返国，由腊戍过汉龙关，至大理，朝鸡足山，礼迦叶尊者入定处，忽闻大钟自鸣三声，土人一一欢呼礼拜。多年来，公参访名山大川，三衣一钵，踽踽独行，徜徉山水，毫无系累；水驿山程，霜风雪雨，毫无倦容。因之体力增强，步履轻捷，而养成一代兴灭继绝之人天师表。五十三岁约普照、月霞、印莲诸师，同住九华，弘五教仪；如是研究贤首经教三年。五十六岁住江苏高旻寺，腊月初一，夜放晚香时，开眼一看，忽见大光明，内外洞澈，隔墙见物，远及河中行船，两岸树木，无不了如指掌。初八日因沸水溅手，致将茶杯堕地，一声破碎，顿断疑根，庆快平生，有如大梦初醒，乃自说一偈曰：‘杯子扑落地，响声明沥沥，虚空粉碎也，狂心当下息。’又偈曰：‘烫著手，打碎杯，家破人亡语难开；春到花香处处秀，山河大地是如来’。诸佛以大事因缘现出于世，诸祖以续佛慧命乘愿再来；公悲大愿大，故忧也深，任也重；自出家日起至五十六岁开悟时止，为自度时期；在此三十七年漫长岁月中，虽历尽艰辛，犹生欢喜，每每藉境验心，愈困苦处愈觉心安；如是澈悟古德所谓‘消得一分习气，便得一分光明；忍得十分烦恼，便证少分菩提。’五十八岁受命焦山智通和尚讲楞严经。五十九岁在宁波阿育王寺讲法华经。六十一岁再度参访五台暨五岳诸名山。六十三岁在昆明福兴寺闭关。六十五岁出关到归化寺讲圆觉经，四十二章经，皈依者三千余众；是年秋在筑竹寺讲楞严经，并在该寺传戒一期；传戒毕，至大理崇圣寺讲法华经，皈依者数千人。旋赴腾冲，主法七日阖邑官绅士庶皈依者千余人，乐捐钜款，复兴鸡足山迦叶道场。公回鸡足山后，兴建房屋，立定规约，坐香讲经，重振律仪，传受戒法，是年四众求戒者七百余人。六十六岁在石钟传戒，求戒者八百余人；是年往南洋宏化，至南甸太平寺讲弥陀经，又至槟榔讲法华经，至马六甲讲药师经，到吉隆坡讲楞严经，前后皈依者万余人，六十七岁由南洋回国，船经台湾，登陆参访基隆灵泉寺，六十八岁到丹那讲心经，到泰国讲地藏经，普门品。起信论。有一次趺坐，入定九日，哄动泰京，自国王大臣及男女善信，群来礼拜。出定后，泰王迎进宫中诵经，百般供养，肃诚皈依。六十九岁重至槟榔屿极乐寺讲起信论、行愿品，皈依者甚众，是年在极乐寺闭方便关。出关后回国，七十二岁在鸡足山传戒，结禅四十九日，提倡坐香与结夏安居一切法式。八十岁应滇督唐继尧之礼请，赴昆明忠烈寺启建水陆道坛，经四十九日圆满，全坛蜡烛，尽开莲花；霞彩夺目；送圣时，空中现出幢幡宝盖，飘漾云中，全城民众，罗拜于地。法会毕，继续讲经，设坛降雪，并筹重修华亭寺（云栖寺）。八十四岁修建七众海会塔，八十五岁重修金山祖塔及七锦塔共计十六座。八十六岁至八十八岁春戒后仍在云栖寺讲经，殿前老梅枯枝忽生白莲花数十朵，大如盂，微妙香洁。园中所有青菜，尽放青莲花，八十九岁至福建鼓山任住持，千年铁树，首次现花。九十五岁时，一日趺坐，忽见六祖大师到，面谕：‘时候到了，你应当回去。’不久，广东官绅护法李汉魂等礼请电至，公以六祖道场久废，有继憨山大师重修之必要，爰应聘赴岭南，重修六祖道场曹溪南华寺。公赴粤之日，正是民国二十三年八月二日祖师诞也，翌年春，启建道场，四众云集，达官多随喜，有带兵弁者。入夜，结坛于正殿，说菩萨戒，忽猛虎临门外，大众哗然，兵弁拟发枪射击，公止之，虎即伏阶下，受三皈依而后去。九十六岁应香港东华三院之聘，赴港启建水陆道坛。九十七岁至一百○三岁，均在南华寺传戒讲经，是时中国对日抗战，已到严重阶段，国民政府主席以及中央各部会长官，为一面抗战，一面安定人心计，特派屈映光张子廉二居士礼迎公赴重庆陪都，主建护国息灾法会，时民国三十一年，岁次壬午。公一○四岁，由重庆回南华，次年六祖道场重修臧事，乃往曲江乳源各地访寻灵树道场，未获；比抵云门，见荆棘丛中残存古寺，内有偃祖肉身一尊，为云门开宗道场，爰决心修复，经营数载，渐复旧观。抗战胜利次年，民国三十五年丙戍，公莅穗主法，设坛净慧寺（即六榕寺），九月绯桃应瑞，重台璀璨，得未曾有。民国四十年，岁次辛卯，公一百十二岁，春戒期中，共匪扰劫云门，公被毒打，折一肋骨，三月朔日病发，趺坐如故，止食者九日，初十晨，作吉祥卧，亘一昼夜，侍者以灯草试鼻官，气息几止，呼吸极微，诊左右脉，亦似停止，惟颜面如生，体温犹存，十一日午刻，公微醒，侍者告以时间，公曰：‘我觉才数分钟耳。’旋命侍者法云执笔记事，嘱勿轻易告人，致启疑谤，公从容言曰：‘余顷梦至兜率内院，庄严瑰丽，非世间有，见弥勒菩萨在座说法，听者甚众，其中有十余人，如江西海会寺志善和尚，天台宗融镜法师，歧山恒志公，百岁宫宝悟和尚，宝华山圣心和尚，读体律师，金山观心和尚及紫柏尊者等，均是宿识。我坐第三空位，阿难尊者当维那，与余座靠近，听弥勒菩萨讲‘唯心识定’，未竟，弥勒谓余曰：‘你合回去！’余曰：‘弟子业障深重，不愿回去了。’弥勒曰：‘你业缘未了，必须回去，以后再来。’公遭毒打而不死，共匪因此摄伏，不敢续扰。越年，华北护法诸弟子，迎公赴北平；法驾抵平后，礼拜皈依者不可以数计，以共匪摧残宗教之暴力，亦不能压制人民之正信。民国四十三年春，岁次甲午，公一百十五岁，拒任共匪御用之‘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伪职，经赴江西永修云居山，重兴真如寺。苏东坡云：‘云居为冠世绝境。大士所居，其中湖开明月，潋滟寺前，三面平田，四山带砺，岩峦盘曲，宛若莲瓣矗抱。’云居胜境，于此可见。不幸抗战期间，被毁于日寇，今得感动天龙之老和尚，不畏共匪威胁，不受共匪利诱，毅然恢复唐代旧观；佛国楼台，重新涌现。民国四十八年，岁次己亥，公一百二十岁，世缘已尽，今秋农历九月十三日重返兜率，海内外佛门弟子，无不同心追念。综赅公生平事略，可得如下结论：

    一、公五十六岁以前是自度时期，所作所为，福慧双修，随缘消业；志愿一经立定，任何艰苦，在所不辞。

    二、公五十六岁以后是度他时期。所作所为，无我无私，到处开荒，六十年来，不主持现成寺院，不受丰腆供养。四众弟子前后得戒度者万余人，乞戒皈依者百十万人；手兴大小梵刹数十，其宏丽者如云南云栖寺，其庄严者如粤北南华寺，及乳源霎门寺。一衲、一杖、一笠、一铲、一背架，行脚遍天下，其来也如是，去也如是；上山也如是，下山也如是。

    三、凡夫贪图享乐，到处俱有挂碍；而老和尚心空境空，无来无去，即来即去，明知共匪屠杀成性，情愿身居虎穴，以庇护大陆百万徒众。

    四、溯自达摩西来，至六祖一花五叶：临济开玄要之宗，洞山立君臣之义，伪仰发体用之论，云门示三关之捷，法眼呈六相之分；拈花妙义，大布东方。及后曹洞专主少林，沩仰圆相渐隐，云门于韩大伯后难见其人，法眼盛于永明而入高丽，独临济香火尚存。元明以降，禅门宗匠，自中峰，楚石、紫柏、憨山、天童、以至玉琳、寥寥可数，心印式微；百余年后，幸公以一大事因缘现世，于鼓山传法曹洞，兼嗣临济，中兴云门。扶持法眼，延续沩仰，以一身而参与五宗法，慧日重光；其精神之伟大，足以感召龙天而寒共匪之胆。公常云：‘人生如梦，一切皆幻；空中飞鸟，有何踪迹可寻？况学道人耶？’予今述订云公事略。实未足以彰盛德于万一，殆亦佛法不离世法，聊表师之行谊，以为后人楷模云尔。

    云门皈依弟子都圃苏芬敬谨叙述

    中华民国四十八年岁次己亥十一月一日于台北

    朱镜宙

    虚云老和尚，或将是吾国禅宗史上最后一位押阵大将。他的一生行业，海内外早已耳熟能详，无待再说。最近圆寂云居，噩耗传来，无问识与不识，莫不一致痛悼。各方友好，更迭来函，要我写几句有关老和尚的经过事迹。自惭业重，随侍日浅，所记未能及其万一。所望当世贤达，各就见闻，详加阐述，使此一代耆宿，嘉言懿行，永留世范，亦后死者应有之责也。

    一、老和尚所到之处，皆以兴修祖庭为职志。若鸡足山的祝圣寺，曲江的南华寺；乳源的云门寺；与夫最近云居山的真如寺等是。然当修好一寺，即急急觅人住持，然后肩负一袱，仍自行脚去也。故终其一生，未尝有一椽之私筑。

    一、老和尚一生，若与人接谈，总是双目视地三尺。即偶一举视，立即下垂，虽与人摄影亦然，古人所谓行亦禅，坐亦禅者是。

    一、老和尚夜行，无论月夜或黑夜，均不然灯。或恐其年老有失，掌灯导前，老和尚必挥之去，谓有灯反碍其行。予私询之曰：‘老和尚双目是否夜间放光？’师不答。

    一、民国三十六年春，南华传戒。予往随喜，始获朝夕亲承謦欬。戒期圆满后，老和尚将去云门，指挥重建祖庭工事，留予襄助南华僧校。予要求同去云门，师曰：‘云门吃的住的，都不及南华，恐你受不了这种苦。’予当时私自默忖道：‘我不是想出家么，为什么不乘此机会先去练习出家人的生活？’遂坚决要去。师云：‘也好，如果住不惯，我当送你出来。’居云门三月，上海来电促回，始匆匆拜别。老和尚果伴送至韶关，其不妄言类如是。

    一、光复初期，路则到处坑陷汽车燃料，惟有木柴。由韶关至乳源八十华里，须四至五个钟头始达。途间时有劫车之事，惟对老和尚，则敬礼有加，不敢稍犯。予至是始明白老和尚伴送之意。车头司机台，颠播较弱，票价比普通稍昂。但老和尚每次往来，必与众僧杂坐车厢中。众虽苦劝，不听。老和尚躯干高昂，车敝路坏，头顶时与车顶相撞，致血流被面，勿顾。

    一、民国三十七年春，老和尚忽患恶性疟疾，高烧不退。云门地居乡僻，医药不便，迁延月余，仍未复原。时南华将放戒，一再遣人，请老和尚主戒，均以病辞。时有安徽马居士，少曾留学日本，历居要职。系师在家弟子，此次率妻同受具戒。长沙张居士，湖南大学毕业，曾任财部稽核等职。三十未娶，亦受具戒。马张二人，前来云门，长跪不起，老和尚鉴其诚，始勉允之。自云门至南华，一百二十华里。时当春雨，处处积潦，必须左右蛇行，方得前进。老和尚大病之后，体力未复，长途远征，疲劳万分。迨至马坝，即不能支。时已夜分，极思稍憩。问言：‘此间有无僧寮？’众答曰：‘无。’师坐地不复能起立。众欲以椅畀之行，不许，并嘱众前行。马坝至南华，约十八华里，直至午夜，始达寺门。先是，老和尚屡促予与众人先去南华，予察知其意，乃答言：‘弟子愿侍老和尚同行。’师曰：‘我之行期无定，汝病体未复，应先去休养。’予曰：‘老和尚高龄，又当病后，理宜节劳，弟子当侍老和尚同去乳源乘车。’师曰：‘常住无钱，汝宜先自速往。’予曰：‘车费有限，弟子力能负荷，请不必以此为虑。’老和尚最后始曰：‘凡一日步行可达之处，依律不许乘坐舟车。如予坐车，何以令众。’予曰：‘老和尚体力衰弱，众所共见，仍以节劳为是。’师无语。次晨，不待众僧粥毕，已自负袱先行矣。

    一、一日晨，予与数僧，侍老和尚同去马坝候车至韶关。将发，临时以肩舆畀予行，遍觅老和尚不得，问之侍者，言已先行有时矣。予急乘舆前进，行至三里许，见老和尚以洋伞贯包袱，肩负而行。予急下舆，拜于道左，请老和尚登舆。答曰：‘我脚力尚健，汝系病后，宜多节劳。’予曰：‘老和尚徒步，弟子乘舆，天地间安有此理？’师曰：‘我行脚已惯，汝不可与我比。’彼此谦让移时，无法解决。最后我请将包袱放在轿内，师亦不许。

    一、予以时局急变，请老和尚同去台湾暂避。师叹曰：‘台湾我去过，男女杂居，有同尘俗，我去说不好，不说又不好。’予曰：‘香港何如？’师曰：‘五十步与百步之间耳！’

    一、民国三十七年，南华春期放戒。马张二居士，屡促予同受具。自维羸弱，如不能持，反玷僧誉，故未敢与。又促予受菩萨戒。予曰：‘菩萨发心，处处为人，吾亦未违也。’二君请不已，始勉允之。当时所用，系梵网经菩萨戒本。内有数条，专为比丘菩萨僧受。居士应须回避，引礼师以予等跪久，命稍起休息。师不可，只得仍跪如前，迨老和尚迎请众圣毕，开始说戒，始命起去。岭南气候，农历四月，已极炎热，薄薄的夏布海青，夏布单裤，跪在高低不平的泥土上，为时约莫一小时又半，（礼诵时不算在内）而且必须竖起腰梗。稍现懈怠，引礼师就要说话，跪得两边膝盖，又酸又痛，不觉汗如雨下。

    一、老和尚每遇说戒时，语气沉重，声泪俱下，听者莫不动容。尝谓：‘受戒容易守戒难，如能于千百人中，得一二持戒之人，正法即可久住，佛种即可不灭。’

    一、予侍老和尚日浅，老和尚从未对予显过神通。但据一绍兴余居士（忘其名）语予：‘抗战时期，渠在离韶关十余里处，经营煤矿。以受时局影响，周转失灵，约计须有二十万元，方可渡过难关。但韶关僻处粤北，既无健全的金融机构可以通融救急，即私人少数商贷，亦谈不到。且其所负，皆系工资居多，即倒闭破产，亦无法了结。筹思再三，惟有自杀，方可不了了之。因久闻南华名胜，在此生死边缘间，思欲一鼓余勇，亲去礼拜，以了宿愿。’乃驾车前往，不意甫到山门，即有一僧迎前问曰：‘居士是否姓余？’答言：‘是。’僧云：‘老和尚命予相接，请去方丈室少休。’遂随之行，一面私自忖道：‘我之来此，事前既未通知，老和尚何以得知我来？’既抵丈室，老和尚即云：‘我有现款二十万元，预为修建南华之用。世乱年荒，存此恐多不便，拟暂放尊处，以便随时取用。’遂取款付余，余赖此款，得济难关。与予言时，犹感激不尽。予语余君：‘居士与虚公，必有宿世甚深因缘在，非今生偶然事也。’他如千余年之枯树，重发新枝，久竭之山泉，长流不息，皆为予所目睹者也。

    一、老和尚语予：‘老年人参禅不宜，最好还是念佛。’云门每晚皆有坐香，亦殷殷以念佛相勖。其尤难能可贵者，南华重建工程落成，求一继任住持，久不可得，言下时以才难为叹。予曰：‘有清定师，黄埔军校毕业，随军入川，始行剃度，从能海大师学密，为入室弟子，现方宏法上海，戒行均可。’老和尚急曰：‘汝可约之来。’予曰：‘恐定师不能舍其所学。’答曰：‘无妨，南华偏殿甚多，只要不在主殿作密法即可。’予曰：‘不得能大师许可，清师仍不能来。’嗣得清师复函，固以未得海大师命，未有结果。从这二件事来看，老和尚虚怀若谷，只要与宏法利生有益，绝无世人门户之见，其人格伟大处类如是。

    一、徐蚌会战，相继失利，乃决计来台。临行之日，老和尚亲送里许，站在高岗上，双目视予，兀立不去。予且行且回顾，向老和尚挥手，请其回寺，老和尚一如不见不闻，兀立注视如故。予不觉放声大哭，遂遥向老和尚叩头三拜，及至彼此不见人影时始已。老和尚其殆预知此为吾师弟二人今生最后之永别欤！到台以后，为老和尚安全计，仅通问一次，仍以不忘自己本分事相勖，老婆心切，其是之谓乎。乃者，师门厚恩，未报万一，而忽以寂灭闻，追维往事，不自知涕泪之滂沱矣。

    自从香港工商日报于十二月九日登载了台湾通讯，一篇辩论‘虚云和尚年谱’后，香港的各界人士于两旬内，到山居来访问的，有五六十人；我对于无谓的争辩，本不拟答复，但外埠关心这件事的，纷纷投函询问者，亦已积至百余函；本港诸友好，我可以在口头上简单地说两句，但外埠的诸位关心者，我可没办法用口头答覆了！为了答谢外埠关心这件事的热心者，写这一封公开信！

    虚云和尚出家人也，既出家，当守僧行：一、不复游俗姓家。二、不道自己年龄及身世事。三、口中不说人我是非得失等等。所以百年来无人知其年龄者，问之亦笑而不答。即学吕于庚寅年所编云门山志，亦误记为一百有六岁，（少记五岁）公见之亦不置辩也。（后年谱始更正之。）

    及云门事变，师以重伤重病生死之际，始略述年龄事迹，侍者笔录时将旧经书一本拆散书于经页背面，然后照原样装订成书，与凌乱字纸二布袋，千辛万苦，运来香港，其惊惧情形，可想而知。学吕受命，费一年心力，为之编成法汇及年谱二种，以关津多阻，文字滋疑，不获呈师鉴定；复徇同门请，遽尔刊行，此民四十二癸巳作事也。一纸风行，数月即罄，乃将年谱刊行第二版。

    当我编辑年谱之时，港中缺乏志书，无可查考。仅将寄来资料整理；其中有师在云南时代之各种文稿，碑志，与鼓山时代弟子所辑之虚云和尚事略。及南华时代照鼓山所刻之事略，增编若干，为和尚事迹。以上各项资料中，均有师之父玉堂公为泉州太守漳州府等字样，予遂依之编入年谱中，非我个人伪造也；所以云南时代之留偈记亦不更改。（我在南华时，知客师惟因正刊刻事迹，曾问虚云和尚其中有无错误？师答谓：‘我向来不阅看关于批评及赞扬我的文字，此次刊刻甚么事迹之类，是第十三次了，我不知他们说些什么’。）此师之戒行也。

    翌年甲午，我在港福达友人家，见一本福建通志，询之系残本，仅四册，幸尚有一百十卷，内职官志载；知府黄德峻

    广东高要人进士道光二十年任徐耀顺天宛平人进士道光廿七年任

    后来又查明泉州府志，永春州志，自乾隆年间修纂之后，未续修过；故此我看通志后，乃急驰书询问虚云和尚，经数月后，得其第一复书，内言：‘云是生在泉州府署，父任何官职，无所了知，出家后，全抛俗事，更不复记。’云云，于是我更急函托我前在耒阳作客时之好友曾道声君，替我往湘乡一查，访到了虚云和尚的俗家，只妇孺数人，不知清楚；后来又访到乡局的老人，据说：萧玉堂长他二辈，未见过，但知道在外省做衙门的师爷，有一子已出家，数十年不得消息，更不知道虚云名字云云以此复我。

    后来我有旧友是南京时同事刘蕃先生，四川巴县人，道过香港，来访我说：‘你编的虚云和尚年谱，我看过了，似有疑问；因为第一编永春州知州，我外祖父王光锷做过很久，当时我父亲随任；其幕中老夫子是湖南姓萧的，是否虚云和尚的父亲，不得而知了，你查查罢。’我愈堕五里雾中。

    因此将第一版年谱拆开，分数十份，寄往上海友人，转寄江西，乃得收到。嗣得第二复书，即现影印在第三版首页之虚老人亲笔。我乃将签出处参考更正，遂于丁酉七月印行增订年谱第三版：增是增加后来的事迹，订是订正初版误记的一二事。

    既有第三版订正本，则第一版的错误旧本，可以取消了；因为我们童时读第一本书所读之‘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亦有新旧本之分；我们所读的宋朝订正的新本，而错误的旧本，便废而不读了；因为朱注‘旧本颇有错简，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经文，别为次序如左。’可见‘大学’一书原来亦有错误的。现暂将年谱事搁置不谈！

    虚云和尚之年岁

    次论及虚云和尚的年龄，云门事变以前，无人确知。至事变后，他不隐讳自己说出十九岁出家于福建鼓山涌泉寺，常开老人为之披剃，二十岁依妙莲和尚受具；是时有地有人为证明的。后若干年，曾在槟榔屿极乐寺送妙莲回国。其后民十八年己巳，鼓山两序大众，及全省官绅，欢迎他回任鼓山住持；倘使其出家年月，及所拜之师不确实，鼓山大众，未必肯欢迎他的，故此我以为年岁无甚出入。至于同戒录戒牒等事，还待调查。其实年岁多少，有什关系，一百二十岁都是要死的，即以释迦牟尼佛论，中国载籍，明明说他是周昭王二十六年甲寅四月八日生，至今应为二千九百余年，后来经佛图澄、鸠摩罗什等尊者东来，又经玄奘三藏等回国，又经历代祖师以及近代学者如章太炎，都不敢擅自改变；而最近数年，偏偏有南方小乘学者，在锡兰开会，主张‘定而不考’，硬说佛历二千五百几年，把释迦老子减了四五百岁，那又有甚关系呢！何况虚老和尚之仅一百二十岁耶！（日本以佛教立国，至今仍用旧佛历。）

    现在我再录一段星岛晚报‘浮生夜谈’作者吴怀珍先生一段文，来结束以上二段文；吴先生的题目是：

    学者应有新风度

    阅报知道上月二十九日胡适博士在台湾大学所作学术讲演，因其中涉及最近去世的虚云和尚家世及年龄的可疑问题，曾一度引起台北佛教徒和胡博士在中央日报作过一次颇伤风雅的争辩。因而使我想起一个学者在这民主自由时代需要有一种新风度，——治学的重点要放在‘有益于人’上面，不可但求‘取信于己’而不惜‘伤害于人’。

    胡博士为我国当代大学者，那是无疑的。他的治学态度严谨，当然也值得学者钦佩的。不论古今中外，其学问越大，声誉越高，他也越‘固执’，甚至也越‘武断’——为的是他只知‘忠于学理’和‘取信于己’；因而他只看见‘书本’上学问的一面，而‘实用’上另一面也是学问，却时常看不见了。

    举此次他们所争辩的例来说，胡博士从许多典籍上考据，证明‘虚云和尚年谱’原版和三版所记载关于虚云和尚家世之不确，那是极有价值的；但他据此从而怀疑虚云和尚是道光庚子年出生。那就未免‘固执’，也有些‘武断’之嫌了。因为家世不确是一件事，而出生年月又是一件事。家世不确无非因其家人告知虚云时有意或无意的传讹或听错了，而儿子出生的年月，为父母的绝无有意捏造之理，而一个出家人更无此必要。而且照胡博士说理的态度看；‘所以我不能不说，这唯一的证据‘初版以至修改的三版’是很可疑的，那位唯一的证人（作者按；乃指虚云和尚本人）也是可疑的。他生在道光二十年，活了一百二十岁，是我不能相信的。’这似乎未免过于武断之嫌，也完全是‘取信于己’；而此种态度并不科学也不客观！因为如果照这样论断，那也可以根本否定有虚云和尚这个人了，岂是一个学者应有的态度？这难道也是科学的方法？关于虚云和尚的年龄，我也有一个佐证。当他任福州鼓山涌泉寺方丈时，先君虽非佛教徒，因研究禅宗佛理，曾偕清末福建省连江县籍举人刘孝恭，都与虚云和尚有往还。刘是我的先师。少时屡听先父先师言及老和尚长他们二十几岁。先君系道光丙寅年生，至今当为九十四岁，而虚云年谱所谓道光庚子生，正长先父二十六岁，在我，并没有什么‘不能相信’之处。

    在这里我更重要的是要奉告所有的学者，需要建立一种新的风度，把治学的重点放在‘有益于人’上面，不要只管自己一时兴趣所至，尽管‘考据’，‘发明’，而不管所考据发明的‘伤害于人’。举例说，胡博士在答辩的文中也曾说过这话：‘老宗兄，这个问题关系一个人信仰的根据，我认为是人生最神圣的问题，我盼望你不要怪我写这两千多字的长信’。胡博士既然知道这是‘神圣问题’，又是‘个人信仰’，何必在公开讲演中有意论及，更何必因其家世不确而硬要不相信他的年龄，使许多佛教徒的信仰受了伤害呢？我虽非佛教徒，我却愿举胡博士之事，向今后的学者进此一言。

    照文内所述，吴先生虽非佛教中人，但持论之公允，理路之清楚，足以代表一般人的意见。

    虚云和尚之感化力

    举世称为数百年罕见之大德虚云和尚，在物质上，如建寺庙种种事，现今尚存，已见年谱所载。我自从亲近他以来，觉他感化力之深，号召力之广，便细细留心观察他的言语举动；大体上言，与平常人无殊；所奇者，他个子颇高而瘦，从数十丈外远处望他，似觉更高，渐行近前，又似觉与平常一样，一奇也。我见他三十年，除倾谈之际，或时有打哈哈之外，他的面容从未有变过色，纵使说话之时，也是双目垂帘，向地面视不过六尺，从无瞪目视人的，二奇也。他所穿的衣服，不过几件，至少都在十年以上者，有人送他袍衣甚多，他都拿出来与人结缘，三伏暑天，但见他穿一件夹袍；我有次跟他游山，不过一二里路，他行走如飞，累我满头大汗，气喘力竭，而他著夹衣从容之至，额上并无一点汗，内衣当然亦不湿；他洗澡不多，换衣服亦数日一次，而身上并无一点难闻气味，三奇也。除此之外，一切饮食起居如常人，每日只洗脸一次，而洗面需半小时之久，举凡耳孔、鼻孔、发脚、颈项、都擦之甚久，吃饭时向不说话，向不答话，目不视人，吃饭就吃饭，有时宴客，一侍者坐身边，替客人送菜，他只举箸招呼客人；食时有客大声谈笑者，他只管吃饭，有时问他，他只有把头一点，仍旧吃饭，罢席后，始略作招呼。若在平时他一样过堂吃饭，有时饭冷羹残，他一样吃两大碗，未曾见过他拣饮择食，批评好丑，出家以后，持午百年（即过午不食）。有病亦然；历来有施主送他的好斋料，他都拿出来供众，向不设私食。

    至于他待人接物，向来和颜悦色，平等行慈，见达富贵人，硕士名流，无知妇孺，甚至贩夫走卒，都是一样慈祥；有时闻著不入耳之言，碰著无理取闹之事，他转身向北面而行，不闻不见，绝无一句与人争论的。至其接见宾客，出家人，或自己弟子，如有向请法者，他必俯首沉吟，说给他一二语，听受者，便终身不忘！

    即如我于日寇香江时返内地，过南华谒师座，他其初坚留我长住，我说出湖南先有约，他不话良久，太息曰：‘你搅了数十年，得个什么！得个什么！’我当时悚然，至今仍留脑际！渐渐始觉得他的感动力的伟大。所以他数十年来，出家的二众弟子，在家的二众弟子，皈依他的我说少些，至少亦有六七百万人，在家的二众中，有达官贵人，鸿儒淑女，外国牧师，以至三山五岳，四海英雄，绿林豪杰，偷鸡缚狗的，一切皆有；此六七百万人之中，自皈依他后，一经印证，难保其中无‘一宿觉’者，然大多数弟子自见过他后，只是如孺子恋母，时时有个虚云在脑海中，而不能忘者；有些道学更向上，有些改过做好人，有些发起菩提心，而尽力于救人，救国，总之都是向好一路走；未曾闻过虚云弟子有弑父，弑兄，杀人放火者。昔人所谓佛教能阴翊皇图，辅助政化，岂虚语哉！

    我再补述虚老于云门事变之翌年癸巳：为弟子迎请入北京后；东南人士，请他往上海建法会，情形之热烈，世所少见，每日往玉佛寺候他者数万人，寺内寺外及马路上人如潮涌；每日定下午一时在大殿前见面，万千人望见师出，即伏地顶礼，师为说三皈依及开示数语而已。此次到上海所收皈依弟子，过百万人。八十余岁老居士蒋维乔高鹤年亲见师，并为文记之。师所收果金时币三亿余万，尽拨与四大名山八大名刹，及大小寺院二百五十六处为供养资；上海觉有情专刊十四卷第一期纪事甚详，此为全国皆知之事。

    我对于编年谱之宗旨

    虚云和尚年谱，当然与寻常年谱不同，因为他是老和尚，数百年来罕见之大德高僧，我要注重他出家以后的苦行修持，我要注重他禅功锻炼的经过，我要考究他经历艰险的情形，我要窥测他处常处变事事物物，及至到龙天推出，为世为人；如何以一穷和尚，在云南数年，而得到官民拥护；以后如何能建设大小寺院，而举重若轻；如何以湖南口音，而随处弘法，人皆领纳；如何数十年间，收容出家在家弟子千百万人；如何见过他老人家的，如孩儿恋母，永不乖离，如何他的说法开示，能指出佛心人心；如何他能对机而向每一个人说一两句话，即令人终身不忘；如何能教化弟子，使坏人变为好人，而有益于国家社会；凡此皆是年谱中最重要之记载。我以平凡笔墨，能写出再来菩萨十分之一，百分之一，我是心满意足了，因为他是不可思议之人物！其他不关于和尚之‘弘法利生’的事，我随随便便懒于考究了。如其不然轻重倒置，不去考查和尚弘法利生之事，而去替和尚‘查家宅’，替和尚的上代查‘爵秩全书’，即使查到虚云和尚不是姓萧的，萧玉堂是卖豆腐的，那有什么关系？倘更有深文些说：一事假则其余皆假，虚云和尚的事迹及年岁都是假的，全部书要不得，一把火烧了它罢，那更好极！深合佛旨！昔释迦佛说法四十九年，最后说‘我未尝说著一字’！又谓‘如来有法可说，即为谤佛’。倘真能到此境界，三藏十二部，皆是揩疮脓血纸，（如其未到此境界，漫说一言，入地狱如箭射）——敢吗？

    我编虚云和尚年谱，本来是不敢担任的，但以危难中的师命，不敢不从，费一年心力，勉强成书，错误百出，自知不免，良以关山阻隔，欲考无从，故于一九五三年癸巳出版后，翌年甲午，自己查出错误多端，乃四出奔走，寻求更正资料，乃于一九五五年乙未查出：

    一、泉州府志，永春州志，均于乾隆年间修纂后，未有续修过。

    二、道光二十年，泉州府知府黄德峻，系广东高要人。

    三、道光二十年知府系徐耀。

    四、道光二十七年福宁府知府系庄受祺。

    五、道光三十年之泉州府知府名字，‘福建通志’，‘新通志’，俱未列入。

    六、永春州知州沈汝瀚，道光十六年任，知州王光锷，系巴县人，任期未详。

    我得了以上种种资料，认为宝贵，更加注意搜寻；迨隔了一年，是一九五六年七月‘十’‘夜’。胡适之先生致詹励吾先生函，指出年谱错处，是在美国议院图书馆中觅出漳州府福宁府之前后任人名，并说明未见泉州府志。是胡适之在美国所见者祗漳州福宁二府志耳。詹先生接胡先生函后，即于七月廿五日钞胡函给我：我即复詹一函致谢，语甚客气，并请詹为我致意胡先生道仰企之忱。实系对能读书人的尊重，及对于已经成名读书人爱护之意，并不曾附带说明我已于一年前查出错处，及所得资料以自矜炫；盖欲学修持人之风度也。后我于一九五七年重订年谱为第三版；此次增订出版，并非受到胡适之先生所指示；因我所查出之上列一二三四五六，六条史科，均非适之先生函内所列有者也。

    佐治二尹

    至于胡适之所指出谓‘佐治’‘二尹’等，都是虚假的。我因通志中都查不出萧玉堂名字，后从各方面所得是任幕府的，当然是佐治，而非印官，至‘二尹’称呼，费适之先生心，竟然找出一本新湘乡县志，于选举志中，将捐官大小衔名都查过，选举志虽有十卷之多，可见当时湘乡人物之盛。但以我推测其中总有漏洞；因为捐班分捐‘实官’和捐‘虚衔’两种；第一种捐‘实官’，是要费许多钱的，如捐一个‘知县’非数千两银不可，初捐‘候选知县’后，还有很多花样，如：‘单月候选’‘双月候选’，不论双单月候选，还要经过‘引见’‘分发’，始能到省候补。知县以下，尚须经‘王大臣验看’，才能分省。（惟从九品‘县属巡检司’之类，不论何省，都可报到。世俗称为‘飞天从九’）以上实官，当然可以登录在选举志中。第二种捐‘虚衔’的，只可冠带荣身：如果用九两六银，捐一个‘从九品’，都录在选举志中，恐百十倍有所不尽。（湘乡志我虽末曾见过，但如果连虚衔都登载，那就有问题了。）记得光绪中叶捐‘虚衔’例：

    一、从九品及不能过科之‘监生’，捐银九两六钱，一经领照谒祖，本乡地保，便要改口称‘老爷’或‘相公’了。

    二、如用一百二百两，可捐‘州同衔’‘通判衔’‘同知衔’，便可称‘二尹’‘司马’‘别驾’‘分府’了。

    三、如用银三百余两，捐‘知府衔’，便可称‘太守’‘太尊’了。

    四、如用银五百两，捐‘道衔’者，便可称‘观察’称‘大人’了。

    一切称谓，与实官无异，不独口头如此，即书札往来，题扇写联，倘肯送一个礼给大人先生，求作寿诗寿文，或墓志碑铭之类，亦大笔淋漓称呼仅值三五百两之人物为‘太守’‘太尊’‘观察’‘大人’了；习俗如斯，恬不为怪，又从何处稽查其履历耶？

    清中叶后的风气，大凡当督抚幕客的，他往来的人，都是司道之类，多捐个‘道衔’，顶子好看些；司道的幕客，都捐个‘知府衔’，州府的幕客，都捐个‘通判衔’，称为摇头大老爷，何以如此？因为即使实缺知县是七品官，见知府同知，都要递‘手本’，对上称‘太尊’或‘大老爷’自称‘卑职’，因为大他两级，自称‘卑职’，是甘心的。至于实缺‘通判’，只是六品官，大他一级，仍然要递‘手本’，称‘大老爷’，自称‘卑职’，自然有些不甘心了，所以称为摇头大老爷。萧主堂是否捐个摇头大老爷，或‘同知衔’之类，所以称呼上为‘二尹’，亦未尝不可。至‘佐治’二字，从官缺上言，自‘分府’‘分州’‘分县’‘县丞’‘巡检’‘典史’‘司理问’‘府照磨’‘府经历’等等，均可称‘佐治’。从幕僚上言，自‘奏折老夫子’以至‘刑名老夫子’‘钱谷老夫子’‘书启老夫子’‘朱墨师爷’‘教读师爷’都可以称‘佐治’。

    须知省府县志局，虽是永久机关，而当修志时，必限年月，其组织为聘任总纂一人，分纂二或四人，探访若干人以总其事。无论何处于志书修成之日，总纂必不敢自谓无一事之偏差，采访者亦不敢自认无一人之遗漏。而后之读志者，反代他负责说：‘志书上所无者，即为虚假，也必定无是事，无是人’！如此读书，似有偏见。孟子所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也’。

    结论与人为善

    虚云和尚于今年十月十三日（即夏历九月十二日），圆寂于江西永修县云居山真如禅寺；住世一百二十岁。噩耗所传，世界震动；举凡国内外佛教团体，大小寺院，佛教弟子与虚师门下之缁素，千百万众，以及世界各地，凡有中国佛教徒，及欧美各国曾皈依师之外国男女弟子，无不先后集会追思，及诵经礼忏，荐师上生。其沉痛哀悼，依恋热情为僧史所未见。当此千百万众，念虚师遗训：‘勤修戒定慧，息灭贪嗔痴。’以及‘正念正心，养成大无畏精神，人以度人度世’。正在迈步进行这一条光明大路之际，胡适先生以中国研究院院长地位，哲学考据学者权威，于十一月二十九日，在台湾作学术演讲时，提及最近圆寂之虚云和尚事，不采取新订三版新年谱，而硬指七年前之有一、二错误之旧年谱为口实，由怀疑以至不信，并牵及虚云和尚之年龄问题，‘一盘冷水’，向中国整个佛教徒及虚云弟子千百万众之善男信女兜头淋下！使举世震动；虽不能动摇信根深固之人，而中下根器，或瞠目结舌，或顿起怀疑；初机之士，信心未定者，更裹足不前；令千百万众在光明大道中，东张西望，使反宗教人士，拍手称快；而大多数无宗教信仰者，对张龄先生与适之先生之辩论，预定座位，等看好戏！一事之微，一言之肆，直召致佛教中千千万万人之悲怨，因赅果海，真不敢令我想像也。年谱出版，前后已经七年，而适之先生于此时此际，才拈出来公开讨论，岂时然后言哉，高深莫测矣！

    至于胡适之先生之辩论文中！涉及学吕的话，似乎有些不客气，我谢谢适之先生赐教。

    以学吕今日之地位言，当然是‘寻常百姓’，也实在是‘香港难民’；加上‘智识’两个字，我是不敢当的，第细数年华！恰行年八十，揽镜自照，已逾尺霜髯，老病荒山，形同废物，犹欲仰首伸眉，论列是非，早已自惭其不类矣；然伤心往事，回溯前尘，历历在目！

    处此现状险恶世界中，倘使我们尚系皮下有血的人，应该不应该急起直追，去‘教世救人’；尚有余暇为和尚‘查家宅’，为未入流‘典史’翻旧案耶！噫！你试看：‘放开冷眼观棋局’，‘把定雄心听杵钟！’

    我今后更应守‘无诤’之训，纵使再有人给我以任何‘毁’‘誉’我也更不敢再发一言。昔日文殊仗剑逐佛，佛言：‘止！止！我法妙难思’！

    皮袋歌，歌皮袋。空劫之前难名状。威音过后成挂碍。三百六十筋连体。八万四千毛孔在。分三才。合四大。撑天拄地何气概。知因果，辨时代。鉴古通今犹蒙昧。只因迷著幻形态。累父母。恋妻子。空逞无明留孽债。

    皮袋歌。歌皮袋。饮酒食肉乱心性。纵欲贪欢终败坏。做官倚势欺凌人。买卖瞒心施狡狯。富贵骄奢能几时。贫穷凶险霎时败。妄分人我不平等。害物害生如草芥。每日思量贪嗔痴。沉沦邪僻归淘汰。杀盗淫妄肆意行。傲亲慢友分憎爱。呵风咒雨蔑神明。不知生死无聊赖。出牛胎。入马腹。改头换面谁歌哭。多造恶。不修福。浪死虚生徒碌碌。入三途。堕地狱。受苦遭辛为鬼畜。古圣贤。频饶舌。晨钟暮鼓动心曲。善恶业报最分明。唤醒世人离五浊。

    皮袋歌。歌皮袋。有形若不为形累。幻质假名成对待。早日回心观自在。不贪名。不贪利。辞亲割爱游方外。不恋妻。不恋子。投入空门受佛戒。寻明师。求口诀。参禅打坐超三界。收视听。罢攀缘。从今不入红尘队。降伏六根绝思虑。无人无我无烦恼。不比俗人嗟薤露。衣遮体。食充饥。权支色身好因依。舍财宝。轻身命。如弃涕唾勿迟疑。持净戒。无瑕疵。玉洁冰清四威仪。骂不嗔。打不恨。难忍能忍忘讥嗤。没寒暑。无间断。始终如一念阿弥。不昏沉。不散乱。松柏青青后凋期。佛不疑。法不疑。了了闻见是良知。穿纸背。透牛皮。圆明一心莫差池。亦返源。亦解脱。还元返本天真儿。无不无。空非空。透露灵机妙难思。到这里。不冤枉。□地一声是了期。方才称。大丈夫。十号圆明万世师。咦。犹是那个壳漏子。十方世界现全身。善恶明明不差错。为何依假不修真。太极判。两仪分。心灵活泼转乾坤。帝王卿相前修定。贵贫穷亦夙因。有了生。必有死。人人晓得莫嚬呻。为妻财。为子禄。误了前程是贪嗔。为甚名。为甚利。虚度光阴十九春。千般万种不如意。熬煎在世遭艰迍。老到眼花须发白。一善难闻枉为人。日到月。月到岁。空嗟岁月如转轮。世间谁是长生者。不如归去礼慈云。或名山。或胜境。逍遥自在任游巡。无常迅速知不知。几句闲言敢奉闻。念弥陀。了生死。多多快活谁得似。学参禅。得宗旨。无限精神祇这是。清茶斋饭心不偷。二六时中为法喜。除人我。无彼此。冤亲平等忘誉毁。无挂碍。没辱耻。佛祖同心岂徒尔。世尊割爱上雪山。观音辞家为佛子。尧舜世。有巢许。闻让国。犹洗耳。张子房。刘诚意。也弃功名游山水。况末劫。甚艰苦。如何不悟古人比。纵无明。造十恶。费尽心机为世鄙。刀兵疠疫旱潦多。饥馑战争频频起。变怪屡闻妖孽生。地震海啸山崩圮。适当其际可奈何。多行不善前生里。事难如意落迷途。处贫遇患善心始。善心始。遁入空门礼法王。忏悔罪过增福祉。拜明师。求印证。了生脱死明心性。勘破无常即有常。修行大有径中径。圣贤劝世有明文。三藏经书尤当敬。沥心肠。披肝胆。奉劝世人应守正。莫当闲言不记心。大修行人必见性。速修行。猛精进。种下菩提是正因。九品莲生有佛证。弥陀接引到西方。放下皮袋超上乘。皮袋歌。请君听。

    时英师兄：我近来因为忙于筹建慈中校舍事，以致所有写作都搁下笔；尽管各杂志社编辑先生或读者直接催稿，我都没有法子还这笔人情债，中心的确有无限的不安。自从胡适先生十一月廿九日在台大法学院讲演‘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时，涉及虚云老和尚家世的讲词，又增加我不少的麻烦；有些读者要我为文驳斥，我只好一个‘怕司’打到张龄先生那里去，请他费心。十二月五日中央日报又登载了胡适先生一封给中央日报二千多字的长信，再考证虚云老和尚年谱疑义并答张龄先生。过了两周，没有反应，我以为苦海风波暂时可息；想不到一些读者又来信催促，并送来‘自由中国’所转载胡适先生给中央日报的信要我阅读，迫得我无法推辞，只好写一封信给你，作为我向胡适先恭进一言：

    一、胡适先生是我北大的老师，他的治学精神大部份可以做我们的模范，不过他的精力浪费过多，实在是不经济的。曾记得顾孟余先生给我们讲经济学原理时，曾说：‘以最小的

    劳费得最大的效果’，这才合乎经济原则。胡先生一生治学，就忽视了这个经济原则，例如考证红楼梦等小说，费时若干年，耗精不可计，所得的结果等于零。假如胡适先生把全副精力，集中研究佛学，不但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二集早已杀青，就是三藏十二部经典也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加以整理。如今我们想编一部中华大藏经，编了几年还没有成就，就是缺乏科学方法。

    二、胡适先生得天独厚，不但身体好，精神足，而且家学渊博，如果尽心尽力在学问上做工夫，那媲美古圣先贤是很有希望的。可是六十几年的光阴过的真快，他不应该追求政治，不应该角逐官场，做了几年驻美大使，对国家既无法贡献，对自身却为害甚大。‘人生七十古来稀，前十年小，后十年老，算来只有五十年，一半又在夜里过了。’胡适先生如果珍惜这几句明言，应痛悔从前不该做大使，如今不该做院长。须知北大同学研究学问是一等人才，做官是二等人才，办外交是三等人才；何必弃一己之长而趋附一己之短呢？

    三、孔子删‘春秋’，已经被删除的部份是不是要检来再读呢？如果不需要，那么，虚云老和尚第一版年谱，老早变成了废纸，为什么又拿来做考证的依据呢？胡适先生写给中央报二千多字的信，除龙头凤尾外，其余都是抄录新旧年谱及府志县志。这样浪费精力，实在是不值得的。

    四、‘佐治’二字的意义，是佐治人员帮助主管官做事，例如中央研究院的院长是主治人员，而副院长以下以及雇员都是佐治人员；将来编国史的人，院长，副院长，及总干事，历史上提名，至于总干事以下的人名，恐怕就不能占领那浩大的篇幅了。萧玉堂不是院长，副院长，总干事之流，但他可当一名雇员，怎么能在府志县志上找出一个雇员的名字呢？

    五、‘科举’二字，不一定是有‘功名’，如举人，副榜，贡生等等，那怕是一位老童生，只要是读书人，曾经参加考试，名落孙山，也可做一名小吏，都可叫做科举出身。满清末年，‘废科举，设学校。’是说废除科举制度，并不是废除举人等等。萧玉堂也许仅仅参加过科举考试，当然查不到他的姓名。

    六、我认为胡适先生这种考证是不必要的，纵使考证确实，对于天下后世有什么裨益？胡适先生能考证我所编的‘虚云老和尚十难四十八奇’是真的呢？还是传奇呢？我以为考证这些倒是有意义的。例如猛虎皈依，枯梅复活，力移巨石，死而复苏等等，只要用科学的方法证明可能或不可能，那就算是科学进了一步；否则，我敢说，今天的科学还是幼稚得很；好像医学博士硬说‘舍利’是‘胆结石’，慈航法师肉身不坏，硬说是‘木乃伊’，真是笑话百出。

    七、我今向胡适先生恭进一言，最好摆脱一切公职和应酬，闭关三年，专心阅藏，门上加上几十重锁，不接见任何消耗一己精力的人和物，把师母由美国接回来照料饮食，由关房小窗口上送进日常必需品。另外请印顺法师和李炳南居士做亲教师，每日讲解佛经二小时，讨论二小时。这样，我保证出关后必可大澈大悟，再也不会想做那费时失业无益的考证。孔子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岁时问礼于老聃，当时孔子以为天下人的学问没有比他更高更深的，所以见到老聃时不免现出一股骄气；后来老聃教训他：‘去子之骄气’，孔子豁然贯通焉。归来后对弟子们说：‘鱼吾知其能游，鸟吾知其能飞，惟老子其犹龙乎？’故孔子五十岁后，方得到知天命的境界。胡适先生如果肯下苦工夫，闭关三年，专阅大藏经典，必定能够用科学方法编出一部中华大藏经来。

    八、胡适先生写了不少的关于佛学方面的文章，有的资料是根据炖煌石室的，有的资料是在外国图书馆找出的，独出心裁，加以辩证，这是值得钦敬效法的，不过因为胡适先生灵性，好像在那里钻牛角尖一样。假如闭关三年，再经明师指点，那七情六欲的云层就会一扫而空；那时‘真如’显现，就是自利利他的菩萨摩诃萨。

    九、几年以前胡适先生由台返美，临行的前夕，曾写信给我，说：‘下次回国，要赴汐止，看看你们的静修院。’后来胡先生再度回国，先师慈航业已圆寂，指导无人，那一段因缘，顿成流水。今天我应读者之要求，聊向胡适先生贡献上面几句篘言，希望‘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却不可‘大胆的求证，粗心的假设。’

    十、上来几点意见，兼答读者的来书；不另致覆，请师兄方便披露。不多写了，顺颂编安！

    弟苏芬敬上十二月廿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