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总示宗教名义
    《宗教不宜混滥论》讲记

    印光法师造论•释传印讲记

    大安法师,诸位法师、居士同学:

    东林寺同江西师范大学合办佛教研究生班,是个创举。这在本寺历史上是没有的,目前在佛教界也不多。北京市佛教协会所在地的北京广化寺,三年前同人民大学哲学•宗教学系合办了一个研究生班,已经毕业。由人民大学派遣专职教授来指导完成了三年的学业。其中若有会外语的,还可以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学位申报及考试。这是我国佛教界伴随着国家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事物。这次由大安法师运作,同江西师范大学合办的东林寺研究生班,也是属于这种性质。我非常高兴!诸位参加这个班来修学,意义非常重大,无论是对佛教界的自身建设,或者对日益进步发展着的广大社会来说,都是一件具有非常重大意义的事情。

    大安法师打电话告诉我:这个学期到八月二十日,也就是农历的七月十五,佛欢喜日,就要结束。在学期结束之前,希望我回来给大家讲几次课。传印听到这一消息,深受鼓舞,觉得义不容辞。虽然体力、精神已经不济,我还是要力所能及地来给大家介绍一点与佛法有关的东西。

    近代印光法师的著作教内外都很重视。其中有一篇论文,《宗教不宜混滥论》最重要,现在给大家作一介绍。印光法师被尊为净土宗第十三祖,并非徒然。我们知道,凡被尊为祖者,都是有一定条件的。佛教中各宗派都是一样,要以心印心,以心传心,这是先决条件:大彻大悟,悟佛心灯,传佛心印,名之曰祖。印光法师通过他的修行,已经大彻大悟,但他从不显露,从不标榜自己是开悟的人。

    印光法师是陕西人。俗家姓赵,儒家门第,从小读书,对于孔孟的书已经学得很精透了。因缘成熟,善根发现,就信仰佛教了。信仰佛教就发心出家,二十一岁拜师剃度,受具足戒。后来因“六月六”晒经,发现宋王日休居士的《龙舒净土文》,一见之下,觉得契理契机,由此笃信净土。在北京住过龙泉寺、红螺寺。在龙泉寺当过行堂(伺候众僧吃饭的差事),也当过典座(俗谓食堂管理员)。后来到红螺寺,红螺寺在怀柔县,是净土宗第十二祖、清嘉庆年间彻悟禅师的道场。

    时有普陀山化闻和尚来到京城奉请大藏经,需要人帮忙。大家推举印光法师。化闻和尚把藏经请回普陀山,印光法师也随着护送到了普陀山。住法雨寺闭关,现在闭关纪念堂还在。总起来说,印光法师从二十来岁出家,笃信净土法门以后,一直到法雨寺藏经楼闭关,三十年间,始终没有离开过这一句佛号。“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地,斯为第一”,印光法师做到了。这个时候大约是民国开国前后,正是辛亥革命,清朝结束了,民国开始的时候;这个时候,印光法师道业成就了。我们从他的历史,从他的《文钞》,详细地研究,可以决定得出这个结论来。这个时候,他的年龄大概是五十二三岁。

    印光法师是公元1861年生,1940年圆寂,寿八十岁。

    现在给大家介绍的论文,就是那个时候写的,他自己大事已办,悲天悯人,不忍坐视佛教界的问题存在下去,于是,写了这篇《宗教不宜混滥论》。用“常惭”的笔名,发表在上海的《佛学丛报》上。

    关于写作这篇论文的动机,印光法师在论文标题下面说:“因讲经者每喜谈宗而发”,这就是针对当时的弊态而有的放矢的。这种弊态便是将宗与教互相混滥,以假乱真,瞎却人天正眼,葬送法身慧命。

    这篇论文不长,共3557字,还是连注合计的。可是,绝非等同于一般文章,每多闲言碎语。印光法师的这篇论文,结构严谨,逻辑性强,节节相扣,句句互应,并无一字一句多余之处。这篇论文高揭义理,皎明如拨云见日;指陈利害,剀切胜剖腑呈心。我们应当把这篇文字看作是佛祖的纶音,因为这绝非凡庸者所能吐露;这的确是明心见谛者的语言,绝非分别情识者所堪匹拟的。

    我们应当怎样正确认识和对待印光法师在论文中提出来的问题,这是事关住持法道、化导众生的重大问题。的实为人天眼目、正法眼藏之所系!因此,这篇论文非常重要!

    在讲解这篇论文之前,依天台教家芳轨,用五重玄义的方法,先为说明,俾便大家对本论有一个概要的了解。五重玄义即:释题、显体、明宗、论用、判教。在这里须注意,五重玄义第三、明宗的宗,与本论“宗教不宜混滥”的宗,又有所不同。五重玄义的明宗,是说明该经或论的“宗趣”的,这个宗趣是趣归所显之体的途径。这在论文中,印光法师已有注明。

    五重玄义第一、释题。《宗教不宜混滥论》论文收在《印光法师文钞》原版正编第二册第九页至第十二页(双面为一页)。所有佛经和论文标题皆依人、法、喻三种成份结构,本论题名是以单法为题。首先须解释一下题名当中的宗和教这两字的含意。当然,这是论文的核心重点,在论文中已经有详尽的说明。在这里,由于是最初接触论文标题中的这两个字,只是对于还不熟悉佛法常识的人提示一下。这里所说的宗教,不是一般社会科学所说的“宗教”一词。这里所说的教,

    是指佛的教法,是要你明心见性的种种方便教法。明心见性的宗与使你明心见性的教法,这两者不可以混为一谈。前者是目的,后者是趣向目的的手段。譬如一个流浪的人,要想归还自己的家,正在路上走着,还没有到家,便不可以说自己已经到家了。如果这样,将半路作家,那他就可能永远也回不了家。家譬如宗,路途譬如教法,两者目的是一,然而,两者却不是一码事。绝不可以将路混同为家,或者有意无意地把自己装扮成到家的样子,自欺欺人。所以,宗与教,绝不可相互混滥。以上,略释题名。

    其次、显体。本论是建立在大乘佛法、无上一乘的基础之上的,以真如实相为体,是不言而喻的。真如实相,即你我现前一念不可思议的心性。这介尔一念的心性,不落时空,不拘方圆,其大无外,其小无内,竖穷三际,横遍十方;诸佛悟之,成就无上大菩提道;众生迷之,轮转无尽六道生死。佛法东传,为办此事;达摩西来,也只为此。印光法师此论,高树正法幢,昭明如日月。吾人何幸,得觏此论,岂可不倾心投靠、拌命皈依!

    第三、本论的宗趣,是教人摆正宗与教的关系,切诫理事颟顸。宗如目,教如足;宗教相成,以趣正觉。依宗明心见性,顿开正眼;仍须依教修持,断除烦惑。前者为理,后者为事。理可顿悟,事须渐修,是乃万圣必由之路。切不可执理废事,陷于邪外。论中不厌其繁,多举古德芳躅典型,这是铁的论证。

    第四、论用。本论谆谆教人参须真参、悟要实悟。开显如来正知正见,步随西天东土诸大祖师之班。生信发愿,效法文殊、普贤诸大菩萨,以华藏为境,求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即生了办,上品往生,顿证法身,圆成佛果。如论文云:“其有慈悲愿深,生死心切者,宜随远公,智者,永明,莲池,专致力于念佛求生净土一门也。”这实为画龙点睛的心要之笔。如永明禅师拣别禅与净土的《四料简》说:“有禅有净土,犹如戴角虎;现世为人师,来生作佛祖。”冠于群

    经的《华严经》归结在此,也就是一大藏教的如来教法归结在此。所以,真参实悟,传佛心印,求生净土,得不退转,实为本论莫大的妙用。

    第五、辨析教相。本论所宣说的是如来的圆顿究竟的教法,是三世诸佛的心要之法,是一切众生转凡成圣的指路明灯。若论教相,似当属于由方等陶冶而至般若时分。

    如上,五重玄义,若详论,则太费时间。所以,在这里,至为简略地作一说明。传印于此,其实不过是个门外汉,诚恐不免贻笑方家。好在我们彼此相互讨论,为了正确领解本论要义,尚乞教正,至幸!

    现在,解释印光法师著《宗教不宜混滥论》论文的正文。欲解此文,仍须依照西竺亲光论师和东土的道安法师传留下来的芳轨,将一部经或论的文字,分为三分,进行科判,便于讲解和理解。三分便是:序分、正宗分和流通分。

    古德讲解经论的这种分判是顺理成章的,并无勉强;完全是依顺着经论文字结构的行文次第,很自然。无论古人或今人所发表的文章,但要表述完整,大致皆然。至于传印对印光法师这篇论文的分科,限于个人能力,是否合适,则不敢说。为了大家便于理解,仅供参考罢了。

    《宗教不宜混滥论》科判第一、序分

    由论文开头至“衲僧本分,何曾梦见。”权判为一论的序分。序分又分为三科,各科子目列示如下:

    第一、序分

    一、总示宗教名义

    (一)宗教不二,因人故名

    (二)因执教昧宗,故达摩直指

    (三)宗目教足,相需相成

    (四)以例证明,宗教一贯

    二、详明机锋转语

    (一)机锋转语的由来

    (二)机锋转语的应用

    (三)机锋转语的作用(功能)

    三、揭露今时弊态

    (一)缺乏基础

    (二)为撑门庭

    (三)不起疑情

    (四)己意卜度

    (五)宗教互滥

    (六)结陈恶果

    以下,且按分科,先列正文,后加略释。

    印光法师著《宗教不宜混滥论》

    序分

    一、总示宗教名义

    (一)宗教不二,因人故名

    如来说经,诸祖造论,宗教二门,原是一法。从无可分,亦无可合。随机得益,随益立名。上根一闻,顿了自心,圆修道品,即名为宗(此约后世说,当初但只圆顿教耳)。中下闻之,进修道品,渐悟真理,即名为教。

    如来,是一切诸佛的十种通号之一。通称于诸佛的十种功德称号,如同我们每天做晚课念《礼佛大忏悔文》开头时便念的那样,大家都是熟悉的。“如来”,这一功德称号,叫作“仿同先德号”。我们都知道,佛的法、报、化三身,要说这“如来”一名,便是包含了这法、报、化三身的含义的。

    如《金刚经》中说:“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又说:“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又如《楞严经》说:“生灭去来,本如来藏。性真常中,求于去来、迷悟,了无所得。”这是从法身佛的角度来说“如来”这一名号的。

    如《转法轮经》中说:“第一义谛名如,正觉名来。”《楞严经》说:“净极光通达”,“明极即如来”。这是从报身佛来说明“如来”名称的。

    《成实论》说:“乘如实道,来成正觉。”《楞严经》说:“自觉已圆,能觉他者,如来应世。”这是从应身佛来解释“如来”这一德号的。

    或曰“如”,即是理,“来”,即是事,事理不二,境智圆融,故名如来。或曰从体起用,是“如来”义;“如”,即是体,“来”,即是用;如即法身,来即应化。

    又,这“如来”的体性功德,你我大家乃至一切含生,其实皆同时具足,而无有欠少。是即:“随缘不变”,曰如;“不变随缘”,曰来。你我终日行事,语默动静,其实无不都是“如来”体性功德的作用,这就是一切众生被埋没在五阴窟宅之中的所谓“在缠的法身如来”。如何才能出缠?佛陀应世,达摩西来,不过是为了解决你我的这个问题而已!

    在这里,如来即是释迦牟尼佛,公元前565年诞生,公元前486年入灭,寿八十岁。故乡在今尼泊尔境内,古名迦毗罗卫国,诞生地在兰毗尼园,亦在尼泊尔境内。佛父名净饭王,母名摩耶夫人,佛为太子,名悉达多。若据《梵网经》所记“七岁出家,三十成道”,便是出家修行经过七年,三十岁时成佛。从此开始直至入灭,四十九年间,便是“如来说经”的过程。

    对于释迦如来垂化说经,一代时教,诸宗各家均有周到的判释,皆各有千秋。若依通常较多引用的天台宗家,则判释为“五时八教”,昭如日月,罄无不尽。所谓五时,便是将如来四十九年间的谈经说法,依其主要侧重的内容,划分为五个时期。是即:华严时、阿含时、方等时、般若时和法华涅槃时。如通常有的说法是:“阿含十二方等八,二十二年般若谈,法华、涅槃共七年,华严最初三七日。”然而,须知这并不是决定的说法,这只能大概地说明佛教化众生的一个过程,叫作“别五时”。因众生根机千差万别,佛则千机并育,对机施教,毫无差失,在五时的任何一时,遇不同根机众生,皆对机地为说五时中任何一时内容的教法,以度脱之。这叫作“通五时”,不可不知。所谓“八教”又有“化法”和“化仪”的分别。顿、渐、秘密、不定,是为化仪四教;藏、通、别、圆,是为化法四教。

    关于总结记述“五时八教”的典籍,有五代时高丽谛观大师著《天台四教仪》一卷和明末蕅益大师著《教观纲宗》一卷,同学们若需者,可以自往检阅之,在这里,就不详说了。

    如《妙法莲华经•方便品》说:诸佛如来,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所谓“大事因缘”者,便是欲令一切众生开示悟入佛之知见。诸祖造论,亦是为了辅助发明“如来说经”。诸祖,即西天(印度)东土(中国)历代祖师。悟佛心灯,解行相应,传佛心印,名之日祖。自灵山会上,世尊拈花,迦叶微笑,百万人天,悉皆罔措,不知所以。世尊对摩诃迦叶尊者说: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于今付嘱与汝。是为初祖。代代相承,递传诸佛心印,是为圆顿法门、大乘教法的“即心即佛”的心要之法。

    诸祖助佛宣扬,为发明诸佛之心要,利益众生,所以著述论典,阐明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心要法门,其实质,也就是“佛的知见”。所以,如来说经,和“诸祖造论”,其目的都是一样的。

    形诸语言文字,即是教;离诸语言文字,即是宗。以语言文字之教为方便,指示离语言文字之宗的究竟。因此,“宗教二门,原是一法”。譬如游子流浪异乡,经论(教)为之指示还归故乡(宗)的路途,沿路还家,大事了办。路之与家,“从无可分,亦无可合”。

    游子沿路还家之际,因其各人的能力有差别,到家的时限是不会一样的;有的人力量强,会快一些,有的人因力弱,就慢一些,总是随机得益的。具有大智慧的上根人,一闻便了,即功夫到家。喻如乘飞机者,并不经过地面路程,直截了当,“顿了自心,圆修道品”,便到家了——凡譬喻,也只能取其少分相似的意思而已。中下根机的人归家时,喻如乘车或徒步跋涉,沿地面路途行走,只要不半路停顿,也终必会有到家的一天;如是“进修道品,渐悟真理”。前者名之曰“宗”,后者名之日“教”,完全是根据不同根机的人而“随益立名”的。

    解惑除缚、见性明心,这在佛陀当时以及达摩祖师西来之前,但唯一味“圆顿教”而已,并无许多罗嗦。

    道品,即是由凡达圣之道,循序进修的诸种品类之法,即通常所谓三十七道品法。其名目为:四念住、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支和八正道[1]。

    (二)执教昧宗,达磨直指

    及至像季,法流此土,人根聪利,多得闻持。率以记诵讲说为事。衲僧本分,向上一著,实悟亲证者少,说食数宝者多。以故达磨大师特地而来,阐直指人心之法,令人亲见本来面目。后世名之曰宗。

    佛法由印度传来汉地,大约是公元纪年前后。据《魏略•西戎传》记载:西汉哀帝元寿元年,西域大月氏国使者伊存来汉,向博士弟子景卢口授佛经。元寿元年为公元前二年。

    一般认为,汉地更早的时候就应该有佛法了。因为,在西汉前期,汉武帝(刘彻)时就已经构通了西域,见于正史有《魏书•释老志》引《史记•大宛传》说:张骞出使西域到过大夏(今土耳其),元朔二年(公元前126年)还归汉朝,述说与大夏相邻的国家,有身毒(印度)国,一名天竺;并说“始闻有浮屠(佛陀一名的音译异写)之教”。

    当时,伴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商人们的贸易往来,已经频繁起来。不仅有许多带有“蕃”字名称的蔬果草木、珍禽异兽、宝玩器皿和种种稀奇什物传进我国汉地,其无形的精神文明、宗教文化也同时随之传来,这应当是很自然的事情。

    人为万物之灵,作为地球上的主宰者,相互之间的交流,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实际上,佛法传入我国汉地,还要比西汉时代早得多。

    隋•费长房所撰的《历代三宝记》卷一和宋•志磐所撰的《佛祖统纪》卷三十四,皆记述:秦始皇(嬴政)时,有来自西域的沙门释利防等十八人,向秦始皇进呈佛陀的经典。当时,由于语言、文字都不通,也没有能够翻译的人。这十八人的状貌碧眼螺发很特别,举动行为和礼节,皆不同于此方。秦始皇其人,疑心忒重,深恐对他的统治造成危害,于是,把他们先关起来再说。秦始皇刑罚严酷,牢狱当然是十分牢固的。可是,就在当天夜里,有“丈六金神破其狱门而出之”。秦始皇“大惊,稽首称谢,给与厚礼,遣送出境”。《佛祖统纪》更明确记载此事为秦始皇(嬴政)四年,是即公元前243年。

    如果把这件事情,与印度的有关历史来对照勘查,也可以发现同这相对应的历史事情。

    我国的战国时代,适当印度的孔雀(冒利亚)王朝时期。孔雀王朝的第三代国王,是著名的阿育王,其文韬武略,大概仿佛于秦始皇。秦始皇统一了中国,阿育王统一了印度,其时间比秦始皇统一中国略早四十七年左右。阿育王笃信佛教,以佛教的“正法”理念治理国家,宣扬佛法,广行仁慈;这一点,秦始皇便无法望其项背了。

    印度的历史(见于阿育王时留下来的摩崖石刻文字第十三章)传述,阿育王在即位(据考为公元前268年)后的第十一年(公元前257年)时,曾经派遣由佛教的高僧大德(这些人应是已经证得了圣果的,如阿罗汉等)组成的使团,名“正法大官”,到印度本土以外的诸方国家(例如地中海周边的五个国家)去传播佛法。

    当时,正是印度佛教因地域、气候、风俗习惯等关系,逐渐地导致僧团对戒律、教理等理解和行持不一致,开始分成许多部派。谓以上座、大众两大部派为根本,属于大众一系的部派有九个,属于上座一系的部派有十一个;本末共计二十个部派。或云,不止二十个部派,还有更多。阿育王是一位热心护持佛教的名王,他把主张不同的大德,随顺因缘,遣往诸方,弘扬法化。

    创始于印度的佛教,开始走向国际,便是在这时。

    据《善见律毗婆沙》卷二记述,当时,阿育王为了振兴佛法,以非常隆重的礼节,往阿休河山中迎请大德“目犍连子帝须”长老来到首都华氏城(今名巴图那),以帝须长老为首,共派遣十八位大德往十处地方建立法幢,开拓佛教的传布疆域。此中有“摩诃勒弃多”长老(当然,他率领有许多僧徒)被派遣到“臾那”世界,据考查,是即阿富汗以西的巴克特利亚(大夏国)地方;还有一位“昙无德”长老(法藏部的祖师,《四分律藏》的编辑者)偕其弟子被派遣到“阿波兰多迦”地方,是即位于今巴基斯坦西北部地区;还有一位“末阐地”长老率弟子被派遣到犍陀罗、罽宾国地方,是即西北印度、克什米尔一带地区。这三位大德弘法的地区,都同我国西域接壤,都有可能来到中原汉地。其历史的时间,也正同前面说过的《历代三宝记》和《佛祖统纪》记述秦始皇会见沙门释利防等十八贤者的历史时间相一致,是即公元前三世纪时,更具体一点说,便是由公元前258年到公元前243年,约十五年间。由西域到中国汉地,千山万水。十五年的时间,也并非完全是旅途上的时间,还应当包括了随处随缘停留弘法的时间。不过,因秦始皇不肯接受佛教,因缘没有成熟,佛法没有传开。这释利防等十八位大德,破狱而出,当属圣人,则无疑。

    然而,还有比这更早的记载,也不可不知。北宋•太平兴国年间,由宋太宗(第二代皇帝名赵炅jiǒng)组织宰相以下朝廷大臣共十二人,用了两年的时间,编成了一部大部头的书,共五百卷,名曰《太平广记》。这部书包罗万象,是朝廷规定的当世文人必读之书。由于是官方的编纂,书中引用了上自古代下至宋初的历史典籍,有四百七十余种之多。应该承认,这是具有着一定的信凭性的文献。《太平广记》第284卷,引用《王子年拾遗记》一书,记述题为《天毒道人》的事情。其文云:

    燕昭王七年,沐胥之国来朝。(沐胥)则申毒之一名也。有道人名尸罗,问其年,云:百四十岁。荷锡持瓶,云:发其国五年,乃至燕都。喜衒惑之术。于其指端,出浮图十层,高三尺。乃诸天神仙,巧丽特绝,列幢盖鼓舞,绕塔而行。人皆长五六分,歌唱之音,如真人矣……(记述神异多端,此不备记)

    考燕昭王,是战国时期。燕昭王七年为周赧王(延)十年,是公元前305年。沐胥,申毒,都是中国史典中对古印度的称呼。天毒,即天竺,是同音异写。道人名尸罗,梵语“尸罗”,此云“戒”,以及他的神异示现,都肯定明确地说明他是一位佛教的高僧大德。

    若以佛为公元前486年灭度,这时是佛灭度后的181年,距阿育王即位还有37年。阿育王是印度孔雀王朝的第三代国王,阿育王的父亲宾头娑罗王在位28年,祖父旃陀掘多王在位24年。那么,这位尸罗道人,便是当旃陀掘多王在位第十五年时来到燕国的。路途经五年,是掘多王在位第十年时,便开始出发了。从他的表现可知,他是一位具足神通的阿罗汉。这是佛法传来中国汉地的一个例证;只是,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仅能示现其神异的形迹,而未能开通其教理的传播。

    早在秦汉以前,佛法就已经传入中国汉地的史证,搜检起来,还有不少,不必一一详举。

    印光法师在本论文中说“及至像季,法流此土”,这是普遍的一般的说法。所谓“像季”,就是像法的时期,或像法的晚期。

    大家知道,佛法分为三个时期,即:正法时期、像法时期和末法时期。三个时期的特征,主要表现在“教、行、证”三方面。教,即佛的教法;行,是佛弟子们依教法去修行;证,是经过修行而有成就,即证果。在这三个方面的表现不一样,所以区别为正法、像法和末法。

    具体地说,便是:有教法,有修行,有证果,是为正法;有教法,有修行,无证果,是为像法;但有教法,而无修行和证果,是为末法。这是许多经论中都有记载。如唐•慈恩窥基大师撰《大乘法苑义林章》卷六说:“佛灭度后,法有三时,谓正、像、末。具教、行、证三,名为正法;但有教、行,名为像法;有教无余(余即行、证),名为末法。”

    须作一点说明,参照经论的意思,所谓有无“证果”一事,并不是绝对的。其意为:正法时期修行人多数能够有所成就,即证果者多,不证者少;像法时代是修行人证果者少,不能证者多。那么,若据此意,即便是末法时代,也不可绝对地说“没有修行人”;真正修行的人,很少而已。至于证果,就更难谈得上了。

    关于正法、像法和末法三个时期的年限,诸经论上说的也不都一致。总括起来,可有两种说法。一说是:正法一千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一说是:正法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我们一般倾向于后一说法:正法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

    这个问题同释迦牟尼佛的生卒年代是连系在一起的。关于佛的生卒年代,近世以来,早已经成为一门专题研究的科目了。不仅仅国内,世界各国许多专家学者都在抱着很大的兴趣,进行长期周密的几乎是面面俱到的详尽的考证和研究。因为印度人的社会文化、特别是古代印度人,一向是注重出世,而淡漠现世。所以,并不太注重现世历史年代等的记录。加以,印度地处亚热带,以贝多罗树叶为纸,多用于刻写经文,不肯把精力用于其他方面。

    根据近世的考证,佛的生卒年为:公元前565年诞生;公元前486年入灭。据此,由佛陀入灭之年算起,到公元14年时,为正法五百年满。这时适当我国的西汉(前汉)时代结束、王莽篡位的天凤元年。从此时开始进入像法一千年时期。

    像法时期经过50年,为公元64年,是东汉第二代皇帝汉明帝(刘庄)永平七年。《后汉记》卷十记曰:“初,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项有日月光,以问群臣。或(《佛祖统纪》记此人为太史傅毅)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梦,得无是乎?于是遣使天竺,问其道术,而图其形像焉。”

    如果说,在西汉以前,佛法在汉地就已经有所流传,还仅仅是属于民间社会性质的“私传”的话;那么,从这时开始,中国皇帝遣使求法,这便是属于国家政府性质的“公传”了。

    当时,汉明帝派遣中郎将蔡愔、秦景、博士王遵等十八人出使西域,访求佛法。于大月氏国(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遇沙门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二人,得佛像经卷,载以白马,于永平十年(公元67年)还归首都洛阳。先令居住在相当于现代国家外交部接待处的鸿胪寺,后遂建白马寺以定居,是为汉地有佛寺之始;并最初翻译经典《佛说四十二章经》等。

    “及至像季,法流此土”,这的的确确是一桩惊天动地的大事因缘。如长夜之得明灯,如昏衢之有火炬,如迷津之获宝筏,如病者得逢良医。此中深义,实非纸笔语言所能穷尽!

    不过,印光法师宏法利生的时代,是二十世纪的前半期。那时,除了一部分佛教历史学者,一般寺院和佛教界,都是信奉早先流传的说法:佛诞生于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岁。

    此说是我国汉地特有的传说,开始于汉末魏晋。《后汉书•襄楷传》中提到此事。西晋初年,有道士名王浮者伪造《老子西升化胡经》,谓释迦佛是老子令其弟子尹喜投胎转生,引起佛道两家争论。北魏孝明帝召集道士姜斌和法师昙无最辩论是非,最法师举《周书异记》记载谓佛生于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时在老子出生之前四百三十年,道士理屈词穷,败北,徙流于马邑。从此,佛生于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遂成定说,流传下来。

    然而,《周书异记》一书,除了记载佛诞生的内容情节被引用,却没有人见到过这个书,历史学家对此书是否存在过持疑。

    现在,有些丛林,每逢朔望和礼,仍然依此佛历纪年。今年是公元2005年,是佛历3032年,这个佛历是由佛诞生当年计算的。便是佛诞于公元前1027年,入灭于公元前949年。按佛法于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传来汉地,便是949年加上67年,为佛灭后1016年是佛法传来。

    这时,正法的五百年早已过去,像法的一千年也已经过去了五百一十六年,是即像法的后半期了;所以,这时是“像季”,即像法的季世的时期。

    人根聪利,多得闻持,率以记诵讲说为事。

    我国固有的儒家文化,这时已经光大,并及诸子百家,已经是丰富多彩,光辉灿烂;以孔孟儒教的世间法为主,参以老庄,方士仙术也颇为流行。在这个基础上,传来了圆满透彻地阐明宇宙人生究竟谛理的至高无上的佛法,毫无疑问地这对如饥似渴的追求真理的人们,特别是对知识界来说,如同获得前所未有的新的精神食粮,使他们发现了归宿安稳、堪为皈依的新天地。

    所以,每当一部经论典籍,刚一翻译过来,便竞相“记诵讲说”,从而“多得闻持”。讲说的时候为了明白易懂,往往参照或利用孔孟老庄诸书的义理概念,加以引用比对,以便触类旁通,这样来理解佛教的经论,是即所谓“格义”,其实便是把印度的佛法加以“中国化”。这是佛法传来初期必然经历的阶段,是很自然的事情。

    佛教经论典籍的翻译,不仅仅是我国文化史上增添了无比珍贵的精神财富,同时也使世界文化史大放光芒。因为,佛教始创于印度,发扬光大在中国,又从中国流传到了朝、韩和日本,以及越南等地。

    似乎可以说,在世界文化相互交流的历史上,没有一种文化思想的典籍在传译方面,其内容之多,其数量之大,能够超过佛教的。

    特别是翻译的质量,可谓世界第一流。佛经的翻译,有民间社会组织的译场,有国家政府组织的译场,多半以后者为主。每获得一部佛经的梵箧,欲将翻译,先由皇帝颁诏,有宰相等官员挂帅组成由数十人或百数十人参与的译场。翻译的程序,至少有八道以上。计有:

    一、宣梵文:按照原来的梵文宣读,多半由印度、西域大德担任。

    二、译语:把所宣读的梵语翻译成中国的汉语。

    三、笔受:把翻译过来的汉语写下来。

    四、回缀:由于梵文语法与汉语不同,如主语,谓语等次序,要按汉语的语法排列出来。

    五、润文:不仅要求合乎汉语的语法,更进一步要求文字语句要达到优美、通顺。

    六、校勘证义:从文字结构到意义的表达,要校对是否有误。

    七、证禅义:佛经非世俗文字,要考究是否符合佛教纲领性的、原则性的教义。

    八、详定:最终性的审查和勘定。

    如上八道工序,每一工序都不是一个人担任和完成的,特别是,从第四道工序“回缀”以下,每道工序都是一大帮人,按现在的说法,是一个组。依佛经论典的部头大小,动辄经过若干年月,才能译成。译成之后,再由皇帝颁诏流通于天下,人们便如承受雨露一般地顶戴受持、“记诵讲说”。

    还有,佛经梵箧的获得,谈何容易!西天东土的大德,不知道吃尽了多少千辛万苦,献出了多少人生难再的宝贵生命。如义净法师所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事迹,震人心腑,不忍卒读。如记《沙门玄照法师》云:

    于是重涉流沙,还经碛石。崎岖栈道之侧,曳半影而斜通。摇泊绳桥之下,没全躯以傍渡。遭吐蕃贼,脱首得全。遇匈奴寇,仅存余命。

    记《常慜法师》云:

    附舶诣中天竺,船覆。舶主令上小舟济之,慜让余人求生,己则合掌面西念佛。念念之倾,舶沉身没,声尽而终。

    请看,这是何等悲壮的时刻,又是何等从容不迫的场景!并且,于此可知:古德修持净土法门,如同每日吃饭穿衣,必不可少。义净法师赞云:“轻生为物,顺菩提心。忘己济人,斯大士行。”

    记《义辉论师》云:

    义辉论师,洛阳人也。受性聪敏,理思钩深。博学为怀,寻真是务。听《摄论》、《俱舍》等,颇亦有功。但以义有异同,情生舛互。而欲思观梵本,亲听微言。遂指掌中天,还望东夏。惜哉!苗而不实,壮志先秋。到朗迦戌国,婴疾而亡,年三十余。

    记《伤悼道希法师》云:

    百苦忘劳独进影,四恩在念契流通。

    如何未尽传灯志?溘然于此遇途穷!

    义净法师著名的《求法感赋》记云:

    晋宋齐梁唐代间,高僧求法离长安。

    去人成百归无十,后者焉知前者难。

    路远碧天唯冷结,沙河蔽日力疲殚。

    后人若未谙斯旨,往往将经容易看!

    先人古德为追求真理,志凌太虚,气贯长虹,其业绩功德,尽未来际,不可磨灭!

    自东汉后期的桓帝、灵帝之世以降,佛经的翻译日益盛多。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随着经论的译出面世,一方面就其学人的爱好和专攻,形成诸多的师家学派,如:成实师、俱舍师、涅槃师、地论师和摄论师等。

    这时,是拉开印度佛教融入我中国汉文化的序幕的时期,这是一个吸纳消化的阶段。例如,本寺开山祖师远公法师,当他听到道安法师宣讲《般若经》义之后,便顿觉“儒道九流,皆糠秕耳!”乃至达磨西来,迄至隋唐,相伴隋唐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繁荣,孕育成就包括禅宗在内的大乘佛教八大宗派,出现了佛教与国家社会同步达到登峰造极、相互辉映的辉煌时期。在这当中,达磨祖师的到来,应该说是起到了“画龙点睛”的功用。

    衲僧本分,向上一著。

    佛弟子出家受具足戒为比丘,佛制受持三衣,即袈裟。五衣名安陀会,是为常服;七衣名郁多罗僧,礼忏、诵经和坐禅时披著;大衣名僧伽黎,作法会、外出乞食时披著。三衣皆为坏色,谓:青、黑、木兰。破了可以缝补,尤其是大衣僧伽黎,可以多重地缝补。总名衲衣。

    汉地较印度寒冷,仅此三衣,则不敷用,便把三衣当作“法服”,举行宗教仪式时披著,平常则仍著用汉服,即大领衣,破了又补,便是“衲衣”了。

    如永嘉禅师《证道歌》云:“穷释子,口称贫,实是身贫道不贫;贫则身常披缕褐,道则心藏无价珍。”缕褐,即是粗布的、黑黄色(坏色)的衲衣。心藏无价珍,便是衲僧本分,向上一著,这是人生究竟真谛,至高无上,非一切价值之所能比,故曰“无价珍”。

    《佛说四十二章经》第一章便说:“辞亲出家,识心达本,解无为法,名曰沙门。”我们信奉释迦如来的佛法,这是佛法对我们出家佛弟子最根本的要求;这是佛陀开宗明义对出家弟子资格的规定和要求。出家受具足戒为佛法僧三宝之一员,首先要“明心见性”,你才有资格住持三宝。所谓资格,也就是能力;如晋院升座、上堂说法、领众行道、开示后学第一义谛等。

    我这是依照佛法本身固有的精神宗旨来说的,请大家不可误会。我们应该知道佛法本来固有的精神是什么,我们必须明了此义,生起大惭愧心,以“如丧考妣”的心情,恪勤朝夕,精进办道,庶几可乎!

    实悟亲证者少,说食数宝者多。

    如果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碰到这样一个人,他到大餐馆里去吃饭,坐在那里,只是翻来覆去地看菜单子,在那里研究菜单子:这个菜,用什么料,怎么做;那个菜用什么,如何做……。我们一定会笑话这个人精神有毛病。而实际上,现在且不说把佛法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就是我们修学佛法的人,也在大多数犯着这种毛病,纸上谈兵,头头是道,行解不能相应。

    譬如一个大博物馆,其中陈列珍宝颇多,纵然经过参观研究获得一些知识,但是却受用不得,因为不属于自己的。

    如永嘉禅师《证道歌》曰:“吾早年来积学问,亦曾讨疏寻经论;分别名相不知休,入海算沙徒自困。”又曰:“亦愚痴,亦小騃,空拳指上生实解。执指为月枉施功,根境法中虚捏怪。”这都是说,只在文字上做活计,不能实悟亲证。

    以故达磨大师特地而来,阐明直指人心之法,令人亲见本来面目。

    东土众生因缘时至,于是达磨大师垂化西来。自灵山一脉相承,传到达磨大师为西天第二十八祖。达磨大师出身于南印度香至国刹帝种姓。因印度率以婆罗门种姓为贵尚,所以也称“婆罗门国”。达磨大师是香至国王的第三太子,幼名“菩提多罗”。其时,东印度出身的第二十七祖般若多罗,一路行化来到香至国。国王非常笃信佛教,大兴供养,献给般若多罗祖师一颗无价宝珠。祖师看到三位王子在座,有意于度化,便拿宝珠来问:是否还有能够超过这颗宝珠圆明的东西?他的两个哥哥都说:这是七宝中最好的,没有能超过的了。三王子回答说:这个充其量不过世间宝而已,岂足为上!问及何者为上?便答:法宝为上,智光为上,心明为上。祖师知是法器,等到香至国王逝世,遂度之出家,为改名曰菩提达磨,受具足戒,付法为第二十八祖。般若多罗祖师对他说:“我灭度后六十七年,你当往震旦(中国汉地),设大法药,直接上根。”

    由此可见,达磨西来,实非偶然,其因缘至为深远。达磨祖师曾经对二祖慧可大师说:“缘吾本离南印,来此东土,见赤县神州,有大乘气象,遂逾海越漠,为法求人。”由于达磨祖师来到东土,成就无数众生作佛,其为功德,乾坤日月,也不能与之相比!

    达磨祖师来到中国,是当南北朝时代的南朝梁武帝(萧衍)普通八年,公元537年。从海路来,航途费时三年之久,抵中国南海登陆,由地方官上报,广州刺史萧昂驰奏梁武帝,帝遣使迎请到首都,即南京,时称金陵。

    梁武帝虽然笃信佛教,作了大量功德,如他自称“朕即位以来,造寺、写经、度僧不可胜纪”,然而,若论“向上一著”,尚大远在!因此,达磨祖师毫不苟徇人情,谄媚奉承。而是铁面无私,唯法为重,给他当头棒喝,说他“并无功德”。这完全出乎梁武帝的意料之外,他因为不明白,不死心,追问达磨:我何以无功德?达磨批评说:你所作的那些自以为不可胜纪的功德,不过是“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虽有非实”。就是说,这些都是生灭无常的有为之法,虽有善报,待你福报享尽,还归于无。

    梁武帝问:“如何是真功德?”达磨大师告诉他说:“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不以世求,便是说:这不是用世间法所能求得的。世间法便是指梁武帝所作的“造寺、写经、度僧不可胜纪”以及他曾先后三次“舍身为佛奴”,即把皇帝的衣服脱下来去到寺院当佣人奉侍三宝,伺候僧众,由大臣们用国库大量金钱再去把皇帝赎回来等等这些功德。在达磨祖师看来,即从佛法的究竟看,这些都是世间的有为法。如《金刚经》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因与梁武帝问答不契,达磨大师度江北上,到河南嵩山少林寺,终日面壁默坐,等待因缘。时有僧名神光者,久居洛阳,博览群书,孔老庄周,无不通达,而愈觉其非为究竟。听说达磨大师在少林,便来“晨夕参承”,如是经数月之久,而达磨大师仿佛没有看见这个人在身边一样,没有说一句话。直到这年腊月年底天降大雪,厚可没膝,神光侍立,没有动过。这时好象达磨祖师受了一点感动,才说:“你久立雪中,当求何事?”神光悲啼雨泪,说:“唯愿和尚慈悲,开甘露门,广度群品。”达磨说:“诸佛无上妙道,旷劫精勤,难行能行,非忍而忍。岂以小德小智、轻心慢心,欲冀真乘?”于是神光潜取利刀,断其左臂,置于师前,以表赤诚。达磨至此,方为认可,乃说:“诸佛最初求道,以法忘躯;汝今断臂吾前,求亦可在!”遂为改法名曰慧可。这就是说,直到现在,才首肯承认他,也就是摄受他为弟子,然而,还没有对他有任何佛法的开示。

    于是,慧可问曰:“诸佛法印,可得闻乎?”达磨说:“诸佛法印,匪从人得。”这个话跟梁武帝问“如何圣谛第一义”,达磨回答说“廓然无圣”,其主题精神是一贯的。

    慧可说:“我心未宁,乞师与安。”达磨说:“将心来,与汝安。”慧可说:“觅心了不可得。”达磨说:“我与汝安心竟。”这一段问答,便可以作为印光法师论文中所说“阐直指人心之法,令人亲见本来面目”的注释的典型事例之一。

    后世名之曰宗。

    自佛世乃至正法时期,本来唯一圆顿教法,而“像季”以来,学人们只顾寻经讨疏,执指迷月。由于达磨祖师来到东土,使中国佛教冲破文字知解的牢笼,而直指见月,更上一层楼;赋予了核心灵魂,使佛教面貌焕然一新。所谓:

    祖意西来,寂寂一苇云月冷;

    禅风东播,飘飘两岸蒲梅新。

    从此往后的人,便将“宗”这一概念,对“教”而言,以为极则,便成为专用名称了。

    (三)宗目教足,相需相成

    既见本来面目,然后看经修行,方知一大藏教,皆是自己家里话。六度万行,皆是自己家里事。是以宗之悟解为目,教之修持为足。非目则无由见道,非足则不能到家。是宗教之相需而不相悖,相合而不相离也。

    本来面目,具称“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一切众生,皆因一念妄想结构而有生死。这一念妄想,便是缘于“无明”而生“贪爱”,于是陷入旷劫以来迄未休止的六道轮回的生死之中。所以,以“无明”喻父,以“贪爱”喻母。无明未起,贪爱未生,原无生死可得,这才是你我及一切众生的“本来面目”。

    本来面目,也叫作“本地风光”。彻见了本来面目,喻如盲人一旦开眼,一片山河大地,尽收眼底,方向因之明辨,路途自是认清,径直还家,不会再走弯路,不会掉坑落堑。如论文所说:“一大藏教,皆是自己家里话。六度万行,皆是自己家里事。”

    一大藏教,即释迦如来一代时教普为众生所说经律论三藏教法。一般的说法是:经诠定学,律诠戒学,论诠慧学。这是从其主要精神来说,其实亦三者互诠,叫作“戒定慧三无漏学”。能令众生断除烦恼、解脱生死、趣向涅槃,证得法身,所以叫作“无漏”。

    六度,梵语“波罗蜜”,汉译为度;六者,即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修行这六者,能自度度他,圆成佛道。如《大智度论》卷四记释迦牟尼佛因地行菩萨道,修六波罗蜜一一圆满,然后成佛。作尸毗王(安稳王),为赎鸽命,剔割身肉,举身上秤,无怨无悔,是布施波罗蜜圆满。为须陀摩王(普明王),许命于鹿足王(斑足王),期以七天之限,供养沙门,为持实语(不妄语)戒,至期赴死,是尸罗(戒)波罗蜜圆满。为羼提(忍辱)仙人,遭歌利王割截身体,不生嗔心,是忍辱波罗蜜圆满。曾为弗沙佛作弟子,一日入山寻师,见弗沙佛入火光定,一心赞佛,忘下一足,翘一足经七昼夜,是精进波罗蜜圆满,超越九劫,先于弥勒菩萨而成佛。为尚阇梨(螺髻)仙人坐禅入定不动不摇,芦芽穿膝而生,鸟在发髻作巢,是禅定波罗蜜圆满。曾为劬嫔陀婆罗门大臣,为王子分封息诤,分阎浮大地为七分,是般若波罗蜜圆满。

    所谓万行,一切万善功德皆依一心而为庄严。心即法界,竖穷三际,横遍十方,无有穷尽。心无尽故,行亦无尽,故曰万行。

    如上所说一大藏教、三无漏学、六度万行,皆是你我及一切众生自性本具的法财功德。佛所说的全是我们自性本具的“自己家里话”,佛教我们修的全是我们自性本具的“自己家里事”。只是我们从前迷了,不知道了;现在开悟了,知道了。所以“宗”如目之开眼,不昧于道;“教”如足之运奔,就路还家。宗与教,二者不仅不悖不离,而且必须相需相成。

    这也是千圣必由的顿悟与渐修的通途。如蕅益大师说:“不悟妙性(本来面目),无以成修;不事真修,无以显(证)性。”悟后之修,方为真修。心心息幻尘,步步近佛道。

    (四)以例证明,宗教一贯

    至于南岳天台,其究竟指归,大略皆同。故传灯指月二录,皆列二师于应化圣贤科中。而高僧传不列于义解,而列于习禅。是古之具眼知识,以宗教为一贯矣。

    南岳,讳慧思禅师,天台,讳智顗禅师,乃禅观之英龙、教下之鼻祖,今举以论证宗教实为一贯,禅教同归一源。

    南岳、天台是山名。南岳山,亦称衡山,在湖南省,天台山在浙江省。两位大祖师居住在这两座山,后世尊崇他们的道德,讳法名而以山名称呼之。

    慧思禅师事北齐慧文禅师。慧文禅师当初觉得佛法如大海,因缘在何处?自己应以何为所修学呢?乞求佛的加被,背手探取大藏经典,得禅宗第十四祖龙树菩萨所造的《中观论》。论颂云:“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慧文禅师由此契悟禅理。所以,天台教下远尊龙树菩萨为初祖,以慧文禅师为第二祖,慧思禅师为第三祖,智顗禅师为第四祖。

    慧思禅师(515~577),俗姓李,原籍河南上蔡县(古名武津县),十五岁出家,二十岁受戒,严净梵行,奉持菩萨三聚净戒,修慈忍行,日唯一食,穿粗布衣,冬服艾絮。诵《法华》等经,数满千遍。又阅《妙胜定经》,知“禅那”功德殊胜,遂往慧文禅师座下受法,开悟“法华三昧”,获知宿命。公元568年(却后十年示寂)率徒众来南岳山居止。巡行到衡阳地方的一处林泉,告弟子说:“这里原有古寺,我前生在这里住过。”发掘其下,果得基址。又往岩下,告弟子说:“我昔时在这里坐禅,值乱世多盗,被贼斩吾首。”发掘其处,有无首枯骨一具,再寻找又得头骨,遂为起塔以报恩供养。

    慧思大师示众法语曰:

    道源不远,性海非遥;但向己求,莫从他觅;觅得不得,得亦不真。

    又示众偈曰:

    顿悟心源开宝藏,隐显灵通现真相。

    独行独坐常巍巍,百亿化身无数量。

    纵令逼塞满虚空,看时不见微尘相。

    可笑物兮无比况,口吐明珠光晃晃。

    寻常见说不思议,一语标名言下当。

    又示众偈曰:

    天不能盖地不载,无去无来无障碍。

    无长无短无青黄,不在中间及内外。

    超群出众太虚玄,指物传心人不会。

    偈语的末后两句,印光法师在论文的注释中,已有引述提示。我们试看,教下祖师之所吐露,与达磨大师有何差异,真所谓佛祖之道,一以贯之矣!

    下面,介绍一下智顗禅师,即天台宗实际上开宗立教的智者大师。“智者”一号,为隋炀帝杨广所封。炀帝从师求受菩萨戒,师为命法

    名曰“总持”,炀帝尊师号曰“智者”。

    智者大师(538~597),俗姓陈,原籍湖南省华容县。七岁时,有一天到寺院,听僧正在念诵《法华经•普门品》,便能随之念诵,很熟练。忽然自己忆起《法华经》七卷经文,宛然在心。十八岁时,父母相继逝世,随即出家,二十岁受戒,往依慧思禅师。禅师一见,便说:“昔日在灵鹫山同听法华,宿缘所追,今复来矣!”

    慧思禅师为示“普贤道场”,依《法华经•安乐行品》为说“四安乐行”[1],依之而修,经三七日,诵《法华经•药王菩萨本事品》,药王菩萨过去生中为“一切众生喜见菩萨”,经文云“于日月净明德佛前,以天宝衣而自缠身,灌诸香油,以神通力愿,而自然身。光明遍照八十亿恒河沙世界。其中诸佛同时赞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是真精进,是名真法供养如来。”

    智者大师诵至此时,寂尔入定,“十世古今,始终未离于当念”,亲见灵山一会,俨然未散,豁然大悟。遂以所悟禀白于师——慧思禅师。慧思禅师告曰:“非汝莫证,非我不识。虽然,这不过是法华三

    昧前方便的初旋陀罗尼,但是,纵令文字之师假饶千万也不能穷汝之

    辩矣!汝可传灯,莫作最后断佛种人。”

    从此往后,智者大师照了法华,如曦和临于万象;洞明法相,似

    清风游于太虚。凡所说法,皆不立文字,辩才无碍,昼夜不倦。

    陈•太建七年(公元575年),智者大师应圣僧定光禅师召请,来到浙江省天台山,居于北峰的“银地”。定光禅师居处是“金地”,应即西晋•昙猷尊者曾经值遇五百罗汉示迹的地方,现在还留有“栖真金界”、“盖竹洞天”等巨大的摩崖石刻。其地便是著名的“石梁飞瀑”所在处的方广寺——有上中下三方广寺相毗连。

    北峰的银地,即高标天台中心位置的华顶,全山重峦绕拥,形同莲花,这里为中心,故名“华顶”。智者大师在这里经历了降伏强软两魔的非同寻常的过程。一般皆认为,东土的祖师经历过仿佛于释迦牟尼佛成道时降魔境界者,唯智者大师一人,由其得法华三昧,降魔弘法,道盛德隆故,被后人誉为“东土小释迦”,并非徒然。

    《传灯录》记曰:智者大师,尊奉《法华》为一乘之妙典,荡化城之执教,释草庵之滞情,开方便之权门,示真实之妙理,会众善之小行,归无上之菩提。开权显实,废权立实,会权归实;从本垂迹,因迹显本。将如来一代之说,总判为五时八教,罄无不尽。既明教理,

    须修观行,依一心三谛,示三止三观。犹恐昧于修性,更阐“六即”

    之义[1]。垂范千古,永为圭臬。

    智者大师临终,预知时至,谢绝隋炀帝之请,在今新昌大佛寺大佛像前,听诵《无量寿经》,赞四十八愿,庄严净土,令鸣钟磬,于念佛声中,端坐入定而往生。智者大师以“东土释迦”的风范,垂示后人,从古洎今,台宗大德,无不皆以净土为归。智者大师自灵山法会一脉相承,不忘本誓,不辜佛咐,契理契机,化度无量,使中国佛教大放光芒。

    《灯录》,灯能破暗,法可明心,以法相传,譬如灯光,相传不绝。宋代的《灯录》,著名者有五家[2],在这里即是《景德传灯录》,宋•道原禅师撰,慧思、智者传记载在第二卷“应化圣贤”科中。

    《传灯录》和《指月录》,与《高僧传》不同,前二者但局限于五

    宗的禅师,后者统收分属于十科的大德高僧[1]。慧思禅师和智者大师二人传记载在《续高僧传》(唐初终南山道宣律师撰),列在“习禅”科中。可见道宣律师为具眼知识。由此确知:宗教一贯,禅教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