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寶藏經》是一部雜集佛陀前生故事，以及佛弟子與其他關係者的前生故事、譬喻故事、因緣故事而成的佛典，全書計有一百二十一緣，於北魏延興二年〈相當於宋明帝元年，A.D.472〉時，由西域沙門吉迦夜和曇曜一起譯出。
從經名看，似乎此書係將各種不同故事雜糅匯集在一起。其性質屬於故事集，與較早譯出集中選錄諸經譬喻故事的《舊雜譬喻經》與《雜譬喻經》等相類似【註１】，糜文開在<中印文學關係舉例>一文中曾提及：「從經名看，雜寶藏經大約是最後就他經遺留的資料輯集而成。」【註２】
本經除了由諸經各因緣、譬喻、本生、本事故事雜糅而成之外，卷一、第一則<十奢王緣>的故事與印度著名史詩《羅摩衍那》中的主角─羅摩王子相同；卷八、第九十三則<月氏國王見阿羅漢祇夜多緣>與彌蘭陀王見那先比丘的故事一樣；又卷六、第七十五則<差摩子患目皈依三寶得法眼淨緣>，從治眼疾的咒文看，當與雜部密教有關，【註３】所以內容非常龐雜，堪稱為雜談集錄。
所謂「寶藏」，原指累積珍寶的庫藏。《雜寶藏經》乃舉王子以肉濟父母緣等一百二十一則的因緣故事，勸人作福或持戒，則「寶藏」似含有佛經譬喻之義，將本經譬喻為妙法，能濟眾生的苦厄；或可解釋為法師講經時為了說教的方便，廣採種種精彩動人故事作為譬喻，以解釋較為深奧難懂的法理，這類豐富的故事寶典，成為對信徒們說法時的輔助工具。釋迦牟尼佛本身就是一位擅用故事說法的先鋒，這些生動易解的故事與深奧的義理有別，極具文學的特色，自然能吸引更多的信徒——
有關《雜譬喻經》在《大正藏》中收錄五種：NO.204《雜譬喻經》一卷、後漢〈建和元─中平三，A.D.147─186〉支婁迦讖譯、NO.205《雜譬喻經》二卷、後漢代〈─A.D.220〉失譯、NO.206《舊雜譬喻經》二卷、吳〈太元元─A.D.251─〉康僧會譯、NO.207《雜譬喻經》一卷、後秦〈A.D.384─417〉道略集、NO.208《眾經撰雜譬喻》二卷、姚秦〈弘始七，A.D.405〉鳩摩羅什譯。
收錄於郁龍余編《中印文學關係源流》一書，第二六六頁。
參釋依淳《本生經的起源與開展》，第二一五頁——
第一節譯者
梁、僧佑《出三藏記集》卷二，明確的指出《雜寶藏經》係由沙門吉迦夜與曇曜於北魏孝文帝延興二年〈宋明帝泰豫元年，A.D.472〉【註１】共同譯出，《出三藏記集》云：
《雜寶藏經》十三卷，《付法藏因緣經》六卷，《方便心論》二卷，右三部，凡二十一卷。宋明帝時，西域三藏吉迦夜，於北國以偽延興二年，共僧正釋曇曜譯出，劉孝標筆受，此三經並未至京都。【註２】
《出三藏記集》為現存最早的經錄，可見當時確有《雜寶藏經》這部經的存在，由吉迦夜共曇曜一同譯出，筆受者為劉孝標。除了本經之外，同時還譯有《付法藏因緣經》和《方便心論》等經，不過這三部經皆在北朝翻譯，並未流傳到梁朝京都建康去，所以南朝的僧佑著錄《出三藏記集》時，並沒有親眼見到這三部經。以下謹就有關本經翻譯和筆受的關鍵人物─吉迦夜、曇曜和劉孝標，分別略述如後：
一、吉迦夜
有關吉迦夜的生平事跡，歷代史籍上並無資料可考，現只能從歷代佛典目錄對他的描述窺知一二。最常出現的文字為「後魏延興年沙門吉迦夜共曇曜譯」【註３】，唯釋清邁所撰《古今譯經圖紀》卷第三有較詳盡的描寫：
沙門吉迦夜，此云何事，西域人，遊化戒慮，導物在心。以魏孝文帝延興二年歲次壬子，為僧統曇曜譯《雜寶藏經》等五部合二十五卷，劉孝標筆受，謂《雜寶藏經》十三卷、《付法藏因緣經傳》六卷、《稱揚諸佛功德經》三卷、《大方廣菩薩十地經》一卷、《方便心論》二卷。【註４】
從簡短的文字中，我們僅能知道，「何事」為吉迦夜名字的意義，及他所翻譯的經典。而根據《續高僧傳》所載「天竺沙門吉迦夜」，可知諸經錄所云西域沙門，應為印度人。又日人鐮田茂雄《中國佛教史》第四卷<南北朝佛教>中提出在當時的譯經活動中，吉迦夜的地位應較曇曜重要，「雖謂係由吉迦夜與曇曜所共譯，但一般相信，吉迦夜擔當的執事則比較大」。【註５】由於吉迦夜為印度人，對於梵文原典的掌握較曇曜熟悉，所以在翻譯經典的工作與貢獻方面，地位自然較曇曜來得重要。
二、曇曜
本經另一位重要的共譯者─曇曜，對佛教的貢獻至少有三：一為主持雲岡石窟的開鑿、二為佛典的翻譯、三是建立穩定經濟的「僧祇戶」及「佛圖戶」制度【註６】。這位曾經經歷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的滅佛事件，【註７】在道人統師賢歿後，負起復興佛教事業的責任，為北魏佛教確立盛大的基礎。可惜在中國佛教史上，對於這位傑出人物的生平事蹟，並沒有留下詳細的記錄。【註８】今所得到的資料，僅有梁慧皎的《高僧傳》、唐道宣的《續高僧傳》和《魏書·釋老志》中所留下的一些片段資料。
有關曇曜傳記的文獻，最早見於《高僧傳》卷十一，<玄高傳>有簡略的記載說：「時有沙門曇曜，亦以禪業見稱，偽太博張潭伏膺師禮。」【註９】來自涼州的玄高，精於禪律，他的弟子曇曜也以禪業著名，所以受到張潭以師禮敬待。兩者對北魏佛教的發展，皆有極為重大的影響。
根據《續高僧傳》卷一，「魏北臺石窟寺恆安沙門釋曇曜傳」所記述的內容：
釋曇曜，未詳何許人也。少出家，攝行堅貞，風鑒閑約。【註10】
因史料有限，我們無法查考有關他的生卒年代，但確知他自幼出家，且是一位嚴守戒律、風采恬靜，見識正確，其人格受人讚揚。又據《魏書·釋老志》云：
沙門曇曜有操尚，又為恭宗所知禮。佛法之滅，沙門多以余能自效，還俗求見，曜誓欲守死，恭宗親加勸喻，至於再三，不得已，乃止。密持法服器物，不暫離身，聞者嘆重之。【註11】
曇曜高挺的節操，深得恭宗的知遇，他這種不屈服於現實，死守沙門座位的精神，此高尚的品德受到人們的尊敬。而學識淵博又精通佛典的曇曜，對翻譯經典的事業亦非常積極，曾集諸德僧於石窟佛寺譯經，並與天竺沙門吉迦夜共譯或自譯之。由《續高僧傳》裡的一段文字，可以看出曇曜的動機，乃承擔復興佛教的重責大任：
至壬辰年，太武云崩，子文成立，即起塔寺，搜訪經典，毀法七載，三寶還興，曜慨前凌廢，欣今重復，故於北臺石窟，集諸德僧，對天竺沙門譯，付法藏傳并淨土經，流通後賢，意存無絕。【註12】
除了與吉迦夜共譯的《雜寶藏經》、《付法藏因緣傳》之外，還有曇曜自譯的經典《淨度三昧經》、《大吉義神咒經》等。而曇曜對佛教最大的貢獻，當屬主持大同雲岡石窟的營造。在《續高僧傳》卷二，有下面一段記載：
去恆安西北三十里，武周山谷北面石崖，就而鐫之，建立佛寺，名曰靈巖，龕之大者，舉高二十餘丈，可受三千許人，面別鐫像窮諸巧麗、龕別異狀駭動人神，櫛比相連三十餘里，東頭僧寺恆共千人，碑碣見存未卒陳委。【註13】
名滿寰宇的雲岡石窟，其宏偉的佛像與石窟內的雕飾，稱為一世之冠，曇曜自然是功不可沒。
三、劉孝標
關於筆受者劉孝標，一般認為劉孝標當年年僅十歲，所處的時代與《世說新語》的注者南朝梁、劉孝標非同一時代，因此不是同一人【註14】。但羅國威所著的《書梁書劉峻傳後》根據《梁書·劉峻傳》及陳垣《雲岡石窟寺之譯經與劉孝標》的內容，對孝標的生平事蹟作了一番考證的功夫，有著不同的看法：
孝標協助吉迦夜譯經在北魏延興二年〈公元四七二年，孝標時年僅十一歲。這一年，正是休賓卒，聞慰南叛，文曄兄弟被坐徙北之年。可以認為，孝標兄弟的不蒙選拔，孝標母子的出家為尼僧，都與休賓卒，聞慰南叛有關。【註15】
可知孝標因表兄的緣故，曾在北魏生活了一段期間，亦曾與母親出家為尼僧，孝標出家那年正好是十一歲，與《出三藏記集》所載《雜寶藏經》譯出的年代相同，所以由劉孝標擔任筆受，在雲岡石窟寺協助譯經之事，並非不可能。又《梁書·劉峻傳》云：
峻好學，家貧，寄人廡下，自課讀書，常燎麻炬，從夕達旦，時或昏睡，熱其髮，既覺復讀，終夜不寐，其精力如此。
學者們所持反對的理由，多因小小的年紀就擔任筆受的要職，似乎不太可能。但在六朝時期，年紀輕輕既才華洋溢者，尚有十歲餘能誦讀詩論及辭賦十萬言的曹植、王粲等人，且以孝標求學勤奮刻苦的精神及通宵達旦的用功程度，學識廣博，才華出眾應該是有可能的。再將《雜寶藏經》與《世說新語》的風格相比較，可以看出後注的《世說》受前者的影響。陳垣《雲岡石窟寺之譯經與劉孝標》的一段話，更指出明確的例證：
孝標逃還江南後，有兩大著述：其一為《世說新語注》，引書一百六十餘種，至今士林傳誦。其一為《類苑》，一百二十卷，隋唐三志皆著錄。南宋末陳氏撰《書錄解題》時，始說不存。以今日觀之，孝標之注《世說》及撰《類苑》，均受其在雲岡石窟時所譯《雜寶藏經》之影響。印度人說經，喜引典故；南北朝人為文，亦喜引典故。《雜寶藏經》載印度故事，《世說》及《類苑》載中國故事。當時談佛教故事者，多取材於《雜寶藏經》；談中國故事者，多取材於《世說新語注》及《類苑》，實一時風尚也。【註16】
根據羅國威的考證，「孝標一生經歷了宋齊梁三個朝代，幼年時曾陷身北魏為奴，為生活所迫，十一歲出家做過和尚」。雖史書記載的劉孝標為南朝人，但就其生卒年代為公元四六二至五一一，與本經的翻譯年代〈四七二〉確屬同時，又幼年曾居北魏的經歷、出家的年紀和日後寫作風格，筆者以為《雜寶藏經》筆受者與《世說新語》的注者，為同一人的可能性很大——
小野玄妙《佛教經典總論》第八九頁和丁敏論文《佛教譬喻文學研究》第一六○頁，指出本經的翻譯年代為A.D.473，按：當作A.D.472。
見《大正藏》五五冊，第十三頁中。
如法經撰《眾經目錄》，引書同註二，見第一二八、一五四頁等。
引書同註二，第三六○頁。
見該書第一五七頁。
凡被擄掠而來從事耕種的民戶〈平齊戶等〉一年能向「僧曹」〈管轄寺僧機構〉繳六十斛粟者，稱「僧祇戶」，粟為「僧祇粟」；又請以犯重罪者及官奴為「佛圖戶」，以供諸寺掃灑，歲兼營田輸粟」〈見《魏書·釋老志》〉。
中國佛教史上曾經發生過四次「法難」，即北魏太武帝的滅佛、北周武帝的滅佛、唐武宗的滅佛、五代後周世宗的滅佛，統稱為「三武一宗」。初次的原因為北魏的太平真君七年〈A.D.446〉，太武帝〈拓跋燾〉初亦崇信佛教，後聽信司徒崔浩所言「虛誕，為世費害」，改而崇信寇謙之改革後的道教，下詔廢佛教，焚毀寺廟，誅殺沙門。一直到六年後，文成帝〈拓跋濬〉即位，才復興佛教。〈詳見任繼愈《中國佛教史》第三冊，第五六頁至六三頁〉。又《續高僧傳》卷二，有下面一段記載：「先是太武皇帝太平真君七年，司徒崔皓偕佞諛詞，令帝崇重道士寇謙之，拜為天師，彌敬老氏，虔劉釋種，焚毀寺塔。至庚寅年，太武感致癘疾，方始開悟，兼有白足禪師，來相啟發，帝既心悔，誅夷崔氏，事列諸傳。〈見《大正藏》五十冊·第四二七至四二八頁〉
對此問題，鐮田茂雄先生認為，「復佛之際，避難逃往江南的玄暢，可能是把有關佛教的動態消息，提供給乃師玄高，但就復佛之後，曇曜的活曜情形，則祇報告了北涼時代的情形。」可知資料少的原因，可能是地緣關係，在江南著作的《高僧傳》及《出三藏記集》等，因所獲得北朝的資料原本就有限，並沒有太多可記錄的事。〈見《中國佛教史·第四卷·南北朝佛教》第三四二及三四九頁〉
見大正藏第五十冊，三九八頁中。
引書同註七，第四二七頁下。
《魏書》卷一百十四，引自鐮田茂雄《中國佛教通史》第三卷，第五四○頁。
同註10，第四二八頁。
同註12。
見丁敏論文，同註１。
見羅國威校注《劉孝標集校注》一書，第一七九頁。
引書同註15，見第一八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