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繼承楊仁山先生弘揚佛學的事業，有歐陽竟無先生。先生名漸，宜黃人，與李證剛先生等，皆游于仁山先生之門，可以說是佛學的巨子，佛教的龍象，學者亦尊稱之為大師。他繼仁山先生遺志，創辦支那內學院，專門闡揚佛學的般若、唯識之學。從他門下的，有出家的法師們，有在家的學者們，如呂秋逸、熊十力、王恩洋、梁��溟、黃懺華等，都是他的弟子。目前許多學者，大半也是他的再傳弟子，或是間接受他影響的。內學院在抗戰時期，遷移到了四川江津，竟無先生也在四川逝世。內學院所刊印的佛經及序文，都是辭章典麗，考據精詳的杰作，這又大都出自呂秋逸先生所手訂，他曾遍考梵文、日文等版本，其態度之矜慎，可以想見。這時在北方並以佛學大師出名的，還有韓清淨先生，所以一般學者，便有“南歐、北韓”之稱。
由楊仁山、歐陽竟無先生階段，時代已經轉入民國，也正是二十世紀的初期。受仁山先生一系的影響，在京滬一帶專門從事佛學的弘揚事業者，便有了丁福保先生編纂的《佛學大辭典》，和梅光羲先生講述的唯識，還有聶雲台先生的護法，馬一浮先生創辦的復性書院，融會三教理論，專主禪理與儒家經學合參的門風，自成一家學系。但是可以認定，那些都是因為楊仁山先生直接或間接啟發的關系。總之，到了民國初年，二十世紀的初期，中國學術界，對于研究佛學的風氣，顯見一反常態，特別勇猛精進，方諸雨後春筍，向陽花木，大有競艷爭發，茁壯滋長之勢，這種風氣，一直延續發展有四、五十年之久。
大凡一種學術風氣的形成，必然有它時代意義的背景，即其前因後果，所謂“法不孤起”，決不會無故幻出空中樓閣的。準此以論，關于二十世紀之(一)中國佛學的復興，以及(二)佛學思想的趨向兩課題。同樣也會附屬于一般法則，而有它勢所必然的因果律的。
笫一，有關中國佛學復興的答案，質直地說，實在足受西洋文化思想刺激的反應。因為十九世紀的末期，中國人為了注視西洋文化思想，先由學習自然科學而發現西洋的人文科學和政治思想，因此便源源輸入西洋各種政治主義的理論，新思潮便勃然而興。為了探求政治思想，自然而然便要追尋領導政治思想的哲學，所以自希臘以來，西洋的各種哲學學說，也就源源而來。尤其此時新興的唯物主義思想，有如滔天巨浪，淹沒一切。這種新思想的進入，促使中國歷史起了革命性的轉變，一般知識分子，在學術思想上，因襲宋明理學，或者向來關門閉戶，自尋煩惱地搞他三教異同的學說，忽然面對新近輸入的西洋各種哲學理淪，倉卒之間，便有瞠乎其後的錯覺。因此一般富于民族意識，而且比較保守，又有較深國學修養的青年知識分子，在潛在的意識里，無形中便產生一種抗拒的力量。但反躬自問，傳統的儒家學說，三千年來，一直被錮閉在道德倫理的圈子里，要想以純粹思想，超越于西洋唯心唯物的哲學理論，便有理屈辭窮，難以發揚闡明之感。所以胸懷大志的楊仁山先生之流，到了日本，一經接觸唯識法相宗的思想，發現其中涵有至高無上的形上哲學理論，可以統率唯心、唯物的思想，而其井然不紊的因明邏輯，以及道德倫理， 至身心修證等學理的致密，抑且概所包容，于是便有“道在是矣”的感覺，不期而然地便投身于佛學的法海，發出覺世救人的大悲宏願了。自此風行草偃，凡是學問淵深，是非今古之間的學者，也就向慕不已，一時趨之若鶩，而風靡了中國學術界。在另一方面，比較傾向西洋文化的學者，當然也為數不少，至于主張調和論者，自亦大有人在。此系題外，可不具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