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有關佛學思想趨向的答案，老實地說，他們的動機，開始原是要以佛陀的學理來統領東西方的哲學思想，後來愈鑽愈深，不知不覺間，自己便變成一個虔誠的佛教徒，無形中走入宗教的不二法門，自然對于明清以來衰敗的佛教本身，發願要求整頓。因此弄得既不能救世，又無暇自救，結果還與佛教的出家僧眾，無意中形成冰炭，勢不相容，一直鬧到居士弘法為“非法”的爭論，所以更不能救起沒落了的佛教，誠為可嘆。例如楊仁山先生與歐陽竟無師徒二人，當時受佛教教內的歧視，幾乎到了委屈不能求全，忍辱不能負重的為難境地，所以竟無先生後來在他的闢邪、昭正學說中，第六條目內，便有辨僧與居士可否弘法的讜論，由此可見當時楊仁山與歐陽竟無二位師徒間，所引起僧俗弘法的爭議，非常嚴重。這個問題，直到如今尚彌漫在佛教徒的僧俗之間，就佛教言，實在是一重大的內傷。
從此以後，支那內學院的學風，又啟一新的方向，倒如竟無先生的弟子熊十力等，因學佛而不成，復慨于覺世牖民之道，全仗佛學未必盡然，便自重理舊學，開創糅合儒佛思想融通的學風。熊十力便將《易經》學理與唯識法相同參，自著《新唯識論》等書，與其師竟無先生決裂分庭，自成一家之言。至于他對易學與唯識學造詣的程度，其實有待商量。但自竟無先生的內學院一系以來，所有文字寫作路線，都是以玄奘法師翻譯唯識宗的筆調為格式，因此晦澀難通，形成風氣，使“五四”運動以後，介于新舊文字的知識青年讀之，大有高深莫測之感。于是自楊仁山先生至歐陽竟無再傳而至熊十力以後，所謂“新儒家”、“新理學”的思想又形復活。
二、中國佛教的演變
由上節所述中國佛教的復興，就可以了解二十世紀初期，清末民初佛教的機運。這時出家僧眾的佛徒們，雖然也已受到時代的壓力，但他們始終還過著山邊林下，“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的寺院生活。其中既乏唐宋時代足以領導學術思想的禪師與法師們，對于時代的趨勢，與世界情況的轉變，不但茫然，而且根本不聞不問。到了民國元年(公元一九一二年)，清帝遜位，民國肇造，袁世凱包藏禍心，陰圖帝制，佛教本身，又鑒于外來宗教等有組織、有計劃的傳教行動，同時受政治思想的影響，才由當時享有盛名的詩僧八指頭陀發起，召集全國僧界代表，在上海留雲寺，創立中華佛教總會，議定章程。正當這個佛教會的組織呈請政府，尚未蒙批準立案的時期，袁世凱政府的內政部禮俗司方面，為了妥籌帝制經費，一眼便看中了全國佛教的寺產，所以在民國二年，便有提拔公私寺產的案件發生，八指頭陀為此進京力爭，始終不得要領，便憤激而死。因為盛名詩僧的以死力爭，才由他生前的詩友們，如熊希齡、楊度等八人，對袁世凱加以闢說，因此中華佛教總會的章程，才經過國務院審定公布，佛教寺產，賴以少安。八指頭陀，湖南湘潭黃氏子，法名敬安，字寄禪。少時孤貧，為了牧牛，未讀書，不識字。常與王湘綺先生等當代名士為方外友，因苦行修持，忽然有悟，最初作出了“洞庭波送一僧來”的名句，如同宿構，湘綺先生等極為欣賞，從此便以詩名，以後歷任國內名剎方丈，望重諸方。此後，國民革命尚未完全成功，自推翻袁世凱以來，又進入軍閥割據的局面，兵燹余生，國內名山古剎，日漸侵陵，以為軍閥兵馬駐屯之地，大有“天下名山兵佔多”的情況。這段時期，八指頭陀的弟子中，能夠續承遺志，而且比較具有現代知識的和尚，便是太虛法師了。他在後來的幾十年中，不惜被人罵為“政治和尚”，決心為護教而努力，屢次整頓中國佛教會，創辦僧眾教育的學校，出版《海潮音》等刊物，實在為近代中國的佛教，作了許多值得敬重的事情。